邮票谍报战

邮票的发明者是英国教师罗兰·希尔。邮票能在战争中传递情报,这恐怕是它的发明者绝对想不到的。

1939年底,国民党军队在广西南宁附近集结兵力,准备反击盘踞昆仑关的日军第5师团等部。为了防范日本特务刺探情报,军统加强了包括邮件检查、电话监听等一系列的保密措施。一个偶然的机会,军统南宁站特工在临近前线的苏圩邮局发现一个奇怪现象,有个中年男人几乎每天都要向沦陷区广州投寄信件,而且每封信上面贴的邮票都有所不同,但通过秘密搜查,并没有在信中找到机密内容。苏圩是西路军第二纵队的集结地,担负着阻止日军增援南宁的重要任务,兵力调动十分频繁,自然是日本谍报机关关注的焦点。于是军统特工和桂林行营取得了联系,将邮票种类、数量与兵力布置情况相对照,很快就找到了内在的规律:比如4分面值的孙中山邮票代表驻扎4个步兵团,2分面值的帆船邮票代表驻扎2个炮兵团,1分面值的烈士邮票代表驻扎1个战车团。军统据此立即开展行动,除掉了以松本弘一为首的日本特务小组。

1941年8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为了报复一年前八路军的“百团大战”,纠集日伪军10万人发动“囚笼攻势”,妄图聚歼八路军主力和根据地首脑机关,但是屡屡失败。冈村宁次对谍报工作极为重视,指令北平的日伪特务倾巢出动,在搜集情报的同时,千方百计策反根据地个别意志不坚定的军政人员。没过多久,日伪特务在偏城县发现了合适目标。当地有个老人经常收到在八路军总部当参谋的儿子的家书,部队每次转移,儿子都会写信回家。日伪特务便以重金利诱邮局投递员,要其抄下每封信上邮票的邮戳地址。通过分析,日军掌握了八路军总部的转移路线和规律,并能较为准确地推测出下一个转移地点。1942年5月,万余日伪军根据邮票谍报和无线电定位,突然合围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临时驻地。尽管总部机关和大部分首长历经周折终于脱险,但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壮烈牺牲,是抗战期间八路军遭受到的最大损失。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新四军南通地下交通站的情报员的办法更是技高一筹,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更为隐秘地使用邮票传递情报。表面上看,情报员每天只是给乡下邮寄当天的报纸,但实际上是利用邮票齿孔做文章,记载日伪军的活动信息:比如一个日军中队出城,邮票下沿的齿孔就少一个;两个伪军中队出城,邮票左沿的齿孔就少两个;而一个日军大队出城,邮票上沿的齿孔就少一个,以此类推。日本特高科尽管也曾经怀疑过这些邮件,但一直苦于无法找到证据,只得作罢。

除了传递情报,邮票在抗日战场上还发挥着其他作用。1942年,日本发行了纪念海军将领东乡平八郎(1847—1934)的5分面值邮票,主要供侵华日军官兵使用。1945年初,当时的美国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前身)伪造了大批这种邮票并投放中国战场,用于向日军官兵和家属邮寄反战信件,动摇侵华日军的战争决心。尽管邮票伪造得惟妙惟肖,但遗憾的是,战略情报局的一个小小疏忽,使得假邮票刚面市就露出破绽。1944年4月1日,侵华日军将普通平信的邮资费率从5分提高到7分,同年6月15日,日本又发行了面值为7分的东乡平八郎邮票。因此只需看一眼邮票面值,美国的反战信件很容易就被甄别出来。当然,此时的日本离战败投降的日子不远了,这个失误已变得无足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