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的解放，既没有经过浴血奋战，也没有通过和平谈判，而是多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座城市的解放，究竟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这座城市的解放，为什么会成为独一无二的解放模式？
1949年4月20日晚，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突破国民党军队江防，解放南京及江北、江南广大地区。
4月27日，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及江汉、鄂豫等军区部队即自花园、河口一线向武汉外围之国民党军展开进击，至5月10日相继进占孝感、黄陂、滠口等地和鄂东长江以北广大地区，将攻击矛头指向武汉三镇。
面对武汉当时的局势，国民党政府对城市展开了封锁，外面的人进不去，里面的人出不来。千钧一发之际，潜伏在武汉的地下党和各级城工人员纷纷走上前台，组织工人、群众开展了一场斗智斗勇的反搬迁、反破坏、反逃亡的斗争……
“真空期”明争暗斗
面对种种不利形势，曾扬言“负华中剿匪重任，绝当不辞劳瘁，以争取剿匪事功”的国民党将领白崇禧，在1949年5月15日下午3时坐飞机匆匆逃离武汉。随后，武汉守军向解放军滠口红薯岭阵地放了几下“起身炮”，旋即又遭到解放军118师炮兵的猛烈还击，大约半小时后，国民党大部队全线撤走。
晚7时，国民党武汉守备区司令鲁道源发表书面谈话，称放弃武汉后，地方治安“由地方警察机关和人民自卫队负责”。午夜，国民党军队全部撤离，而此时解放军还没进城，武汉三镇进入“真空期”。
“真空期”一直持续到17日，这三天也是时任中共天（门）汉（川）县委城工部部长陆天虹一生中最紧张、最激动的日子。当时，他正在距武汉市百余公里一个叫张家湾的小村庄里，通过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线，指挥和掌握着发生在三镇大地的各种或明或暗的斗争。
陆天虹说，早在10余天前，国民党军队就有撤离的迹象，武汉的治安也日趋混乱。潜伏在武汉的地下党迅速成立了三个指挥中心：一个位于汉口保元里9号，另一个位于汉口电信局大楼，在武昌的鄂南电力公司大楼内也有一个指挥中心。“早就秘密组织好各种力量，只要国民党军队一撤，立马就出来控制局势。”
在陆天虹看来，武汉解放的模式，在全国独一无二，既没有经过浴血奋战，也没有通过和平谈判，而是多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萧劲光率领的四野12兵团长途奔袭，打到孝感，已做好强攻汉口的准备；解放军第40军153师在团风至武穴一线强渡长江，准备包抄武昌；而国民党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五“绥靖区”司令张轸率领5个师在金口宣布起义。
“红帽队”活跃街头
白崇禧逃离以后，留下了小股残余部队，准备破坏武汉的供水、供电、轮渡等重要设施。当时的口号是“大破坏、大搬迁、大屠杀”，重要设施搬走，搬不走的炸掉……而地下党组织的口号则是“反搬迁、反破坏、反屠杀”，护厂护校，维持社会秩序。
为了让解放军能顺利、完整地接收武汉，潜伏在城里的各级地下党员390余人，以及解放区各级党委的城市工作部工作人员，纷纷“冒”出来，与破坏分子斗智斗勇，维持社会秩序。
陆天虹回忆，当时武汉的地下党属于上海局领导，而解放区各级党委也都向武汉派驻有城市工作人员，各个组织、各条线之间都是单线联系，因此，许多朋友、同学之间相互都不知道对方身份。“由幕后走上前台之后，许多人都感慨颇深，原来有这么多同志潜伏在身边。”
“义勇消防队”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民间自行组织成立的一支消防力量，各个区都有。在“真空期”的那几天，“义勇消防队”成了地下党组织最可靠的“武装力量”，他们统一着装，头戴红色钢盔，手持木棍，在闹市区和重要工厂轮流值班，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红帽队”。
保护轮渡、船厂和机场
那个时候武汉三镇没有桥，交通往来全靠轮渡。而武汉轮渡管理处处长童伊为，也是天汉城工部安排的人。
5月15日，留守专门实施破坏的国民党武汉守备区司令鲁道源派工兵排来炸沿江轮船和码头时，大多数轮船已开往青山、湛家矶等地躲藏。坚持摆渡的兴山、长阳、汉阳三艘轮渡，见到有爆破工兵来到，掉转船头就跑。兴山船跑到王家港，碰到一艘铁驳船呼救，他们冒着被流弹击中的危险，用缆绳拉着驳船一起跑。趸船跑不动，童伊为就用银元收买工兵排长，将点燃的引火线偷偷剪断。
汉阳船舶修造厂，是国民党在华中修造船舰、进行军事运输的重要军工企业，管理极其严格。以前曾经有一名地下党打入，不久即被开除。城工部工作人员李汉涛的表兄李书林是该厂的钳工，在陆天虹等人的安排下，李书林答应为共产党做事。他还拉拢了年轻车工张世忠，两人以坐茶馆聊天和个别串联的方式，团结了数十名工人。
当国民党宣布要向长沙、重庆撤退时，李书林等人组织了百余名工人同厂方谈判，反对搬迁，要求发遣散费。后来，厂方不得不妥协，留下三分之一的机器和部分工人。
在拆机器的时候，李书林、张世忠拆散并藏起一些关键零件，使搬走的机器不能配套运转。大部队向长沙逃跑时，李书林跟踪前往，探明了被搬走的机器的下落，武汉一解放，即在军代表的支持下，从长沙把机器运回，迅速恢复生产，修理船舶支援前线。
游行庆祝，数日不绝
5月20日随部队进城后，城工部的工作就结束了。各级解放区政府的城工干部在胜利街的交通银行大楼设点，成立了华中总工会。陆天虹任秘书主任，总工会的主要工作是组织工人恢复生产。
早在5月16日，隐藏在长江上游的渡船，就鸣着胜利的长笛返回汉口，次日即恢复轮渡；而汉口公共汽车管理处隐蔽起来的18辆公交车，19日就重新行驶在市区；5月8日奉命停播、准备南撤的汉口广播电台，由于城工部的郭承先等人巧妙周旋，设备器材全部保存下来了，19日以“汉口人民广播电台”的呼号开始播音……
当时给陆天虹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群众持续激昂兴奋的情绪，从16日汉口解放开始，一直到二十几号，一个星期内武汉大街上游行不断。
一个星期后，陆天虹在办公室接待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原汉口特别市市长晏勋甫，他是被城工部一名叫林涯萍的工作人员做工作留下来的。
后来，晏勋甫成为新中国武汉市政府参事室主任。5月24日，武汉市人民政府成立。在交接大会上，晏勋甫将国民党汉口特别市政府的全部材料和档案清册，一一点交给新生的武汉市人民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