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各类历史话剧里，“功高震主然后被杀”的“剧情”从不少见。从春秋年间范蠡的怆然自尽，到汉初战神韩信的未央宫喋血，甚至清代年羹尧的凄然下狱。多少“功高震主”的牛人们，就这样以悲惨的结局，留给后人无数叹息，也叫不少“历史票友”们陷入深深思考：在古代做个“功高震主”的人，真的就没机会活命了？
其实，同样放在历代封建王朝里，“功高震主”却安享富贵的牛人们，也是绝不少见。不过要以“求生奇迹”来论，值得一说的，却是其中最厉害的一类——能在一些“逃生难度极高”的年代里逃过猜忌，平平安安善终的牛人们。他们的“求生经验”，深藏着更多值得汲取的历史智慧。
首先一位能归到这一类里的牛人，就是“再造大唐”的一代战神郭子仪。
大唐号称胸襟开阔，但“安史之乱”后的大唐，显然换了个样儿。一场席卷全国的大乱，叫唐王朝成了惊弓之鸟，对那些平叛有功的功臣，也从此暗地当贼防。外加宦官势力从此崛起，程元振、鱼朝恩等宦官们，也各个拿着功臣当绊脚石，挖坑进谗言成了家常便饭。所以“再造大唐”没几年，曾为大唐平叛牺牲四十多位亲人的仆固怀恩，就在猜忌下一怒造反，平叛第一功臣李光弼也郁郁而终——功劳越大，在那年月就离祸事越近。
而作为平叛功劳仅次于李光弼的牛人，郭子仪“招忌”的事儿也不少。太监鱼朝恩等人早拿他当了眼中钉，找个机会就下药。外加他战功卓着，自然也树大招风。比如他麾下的旧部将们，都一个个手握重兵，但这帮人见了郭子仪，立刻恭顺得如奴仆。就连他的宝贝儿子郭暧，当了驸马还坑爹，一次夫妻吵架，就给公主老婆说出了“我父薄天子不为”的昏话。类似情况，桩桩件件，都好似撞到刀口上。
但就是这凶险重重的年月里，郭子仪却平平安安，历经大唐几朝帝王，官途越来越风光，晚年还被唐德宗尊为尚父，最后八十五岁过世时，唐德宗还亲自在安福门送葬。他的儿孙们也是代代风光，成了中晚唐望族，堪称“功高震主”且“全身而退”的典范人物。这其中的生存智慧，首先一条，就是“知人”。
比起战场上“知己知彼”的强大智慧来，战场下的郭子仪，也是丝毫不差。他尤其能做到“深知”的，竟是自己的敌人——中晚唐的太监们。比如多次给郭子仪“挖坑”“设套”的大太监鱼朝恩，有一次破天荒请郭子仪赴宴，虽然知道宴无好宴，连宰相元载都劝郭子仪别去，郭子仪却来了个神操作：一个卫兵不带，就带几个便装随从。到了宴会现场，鱼朝恩先是纳闷郭子仪怎么这么小排场？得知原委后当场感动得大哭：“非公长者，得无致疑乎？”
这一通操作，看似平常，但郭子仪却以自己的坦荡与胆气，轻松捏住了鱼朝恩的脉，一顿饭就化解了怨仇，这“知人”的功夫，堪称举重若轻。
对待卢杞的态度，更见证了郭子仪的眼光。唐德宗年间，还是小官的卢杞来郭府拜见。郭子仪一听就紧张了，连忙让自家侍妾回避，自己恭恭敬敬接待卢杞。事后他才解释：这卢杞人长得丑却有官运，心机狭隘却必然有一天会大权在手，倘若我的侍妾见了他的丑貌笑出声，咱全家肯定被杀得一个不剩。多年后，卢杞果然成了威风一时的大唐宰相，对昔日的冤家们也是睚眦必报，甚至“不致死地不止”，幸好郭家不是“冤家”，太太平平躲过去。
不但看到此人前途，更洞悉此人人品，不但看到眼前，更能看到未来。一个如此具有“忧患意识”的郭子仪，自然能够有惊无险，带着家族躲过明枪暗箭。
当然，比起这“知人”的智慧来，郭子仪风光的背后，更有其一如既往的慷慨担当精神。安史之乱后的大唐，平了叛却并不太平，河西走廊被吐蕃吞并后，帝都长安更眼看成了前线，还在兵乱中一度落入吐蕃之手。每到这危急时刻，郭子仪都当仁不让，不管之前受多大委屈，国家危难面前都毫不在乎，哪怕手里没几个兵，依然虚虚实实用兵收复长安，有惊无险单骑退回纥——有他在，大唐就在！
这样一位心中有国家、处事有分寸、识人有水平的英雄，能够在大唐善终，与其说这是他的幸运，不如说是上天对大唐的眷顾。
而能与郭子仪这“逃生奇迹”媲美的，当属明初战神徐达。
若论“功臣逃生难度”，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时期，堪称是“高难度”。血雨腥风般的“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前后都株连数万人，几乎把各级功臣一扫而光。而徐达却是少有的“善终者”。而比起野史里破绽百出的“赐蒸鹅”传言，以及郭子仪心机缜密的“知人”智慧来，徐达的“逃生”，其实就是简单一条原则：知退。
在明朝开国后迅速腐化的“淮西勋贵”里，徐达是少见的“异类”。虽说明初大半国土都是他亲手打下来，对元王朝的致命一击更是由他完成。但不管打多大的仗，立多大的功，徐达却从来是“妇女无所爱，财宝无所取”。甚至就连朱元璋送给他的豪宅，他都以“天下未定”为由，一次次婉言谢绝。
这一条，跟许多王朝“开国功臣”们“自污保命”的操作相反，但放在屡兴大案的明初年间，徐达的做派，却是最好的选择——在权力欲极强、眼光极其毒辣的朱元璋面前，怎么“自污”“装”都是徒劳，反而弄巧成拙。倒是清廉的品质，才容易得到认同。
而徐达最“退”得让朱元璋放心的地方，就是他的“退权”。朱元璋之所以对功臣采取如此酷烈的手段，根子上的原因是权力。徐达在这一条上，每次都做到朱元璋心里头：征战回来后，即“拜上印绶，待命于家”。胡惟庸权倾一时，徐达除了敬而远之，更多次拒绝胡惟庸拉拢，还提前向朱元璋揭发胡惟庸，待到胡惟庸案震撼全国，大批功臣落马，提前“站队”的徐达，反而令朱元璋“益重达”。
也正是这样的原因，无论徐达领兵在外，甚至带着女婿朱棣镇守北平，还是“待命于家”，他都一直平平安安。而放在明初年间，这个“逃生”经验，也被其他“逃生功臣”借鉴：汤和在完成御倭大事后，就主动回家归养，李新与郭英退出自己名下的佃户土地，郭德成则出家为僧。这几位，也都如愿在明初安享太平——想躲开朱元璋的猜忌，就不要去触碰他的权力禁区，徐达式的“知退”，确实是当时很成功的智慧。
当然，这样的“智慧”背后，也让我们一次次深味封建时代“为人臣子”的辛酸，权力荣耀下“无限风光在险峰”的凶险。“智慧”的内容有可取之处，但封建皇权的冷酷无情，又让后世的读史者，有多少唏嘘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