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6月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研究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军事部署。7月初，胡宗南发出军令，准备炮击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马栏镇。王敦瑛得悉后，当晚就通过杨才等电告党中央。党中央获悉电报后，即以确凿的事实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的行径，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制止内战危机，有效避免了国民党顽固派对根据地的军事进攻。
1945年7月，蒋介石令胡宗南将河南前线及陕西韩城、朝邑、合阳、华阴、华县、西安等地10多个师的驻军开往陕甘宁边区南线，国民党暂编五十九师和骑兵第二师由西安向淳化、耀县一带移动。西安军事情报组连续向延安发报，并由蒙定军亲自向中共陕西省工委和党中央汇报了胡宗南的军事部署与兵力编制。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即任命张宗逊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委，统一指挥关中南线的各个部队，并抽调新编第九旅、教导第一旅、教导第二旅和即将开赴抗日前线的三五八旅火速增援关中分区。7月22日，当胡宗南的军队向关中分区淳化、耀县的爷台山地区发起进攻时，八路军和游击队诱敌深入，主动撤出爷台山及其以西的40多个村庄。正当胡宗南的军队为夺取爷台山而庆功的时候，8月7日，党中央命令各部出击，次日发起总攻，经过两天战斗，全歼守敌，8月10日战斗结束，收复了爷台山等全部失地。爷台山战役后，党中央通电嘉奖了西安军事情报组。
打入敌人心脏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进入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大决战时期。1946年初，周恩来向来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西安军事情报组成员杨明轩（时任胡宗南部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参议）、杜斌丞布置：“请转告三十八军内共产党工委的负责人，运用我党在国民党部队工作过的一些地下党员，选派可靠得力的干部，设法打入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建立情报机构，以便随时了解、及时搜集和掌握蒋、胡、马军妄图进犯陕甘宁边区的动态和机密情报，警惕与防止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党我军和陕甘宁解放区的突然袭击。”
杨明轩、杜斌丞从重庆回到西安后，即向蒙定军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蒙定军随即远赴甘肃河西走廊重镇武威，并联系时任胡宗南部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赵寿山，联系从三十八军撤回的秘密党员安排布点。蒙、赵二位商定，由杨荫东、赵古振两位党员执行打入任务。赵古振后来虽打入胡宗南西安绥靖公署机要室，但未得到信任，不久便借故离开，杨荫东却成功打入胡宗南军队的第七补给区司令部。至此，西安军事情报组在敌人心脏里铺开了一张多点辐射的情报网：王敦瑛从胡宗南长官部，杨明轩、杜斌丞从高桂滋、邓宝珊、赵寿山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处，杨荫东从胡宗南军队第七补给区司令部，源源不断地将敌兵力部署、部队番号、行动路线、驻地、主官姓名及给养补给概况等军事情报发往党中央。
打入敌军首脑机关、任国民党西北联勤总司令部第七补给区司令部办公室少校参谋的杨荫东，为了适应我军情报工作的急需，按照胡宗南所有部队的战斗序列、兵力驻地、补给情况、长官姓名等项目列制了一个《屯补日报表》，每次复写两份，一份装在司令周士冕的皮包内，以便在杨荫东不能随从参加高级将领会议时，供周士冕随时使用；另一份由杨个人保存，随时送到情报组联络员刘雪琴处，经刘转送中共陕西省工委书记赵伯平。敌人的前方稍有军事行动，杨荫东即告诉刘雪琴。
解放战争时期，杨荫东从容不迫地战斗在敌人心脏里，这种绝密的军事情报工作从1947年2月起一直坚持到1949年5月西安解放前夕。他将敌人进攻延安及占领延安后的几次战役部署、撤出延安后的逃跑计划，以及西府战役时胡宗南的兵力调动与配备等情况，都及时准确地传递给陕西中共秘密领导机关。1947年4月下旬，杨荫东及时提供了胡宗南集中整编军向绥德、米脂推进，企图压迫我党中央东渡黄河的作战计划。党中央根据这一情报，及时组织了蟠龙镇战役，全歼敌一个旅，生俘旅长李昆岗，缴获了大批粮秣、几万套夏装和其他军用物资，粉碎了胡宗南的作战计划，沉重地打击了胡宗南部的嚣张气焰。此次战役结束后，西安军事情报组受到西北野战军前委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