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私塾通常有三种形式：一是把塾师请到家里来，教本家的子弟读书，称教馆或坐馆；二是一些村庄或宗族捐出钱物、土地作为办学之资，聘请塾师教授本村或本族子弟，称村塾或族塾；三是塾师在自己家中收徒授课，称门馆或家塾。担任塾师的，以落第秀才或老童生居多。
私塾教授的重点也是以科举考试为主，元人程端礼所撰《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在私塾教育方面影响较大，很多塾师都参照其制定自己的“教学大纲”。根据该日程，学生八岁前主读《性理字训》，八岁后依次读《小学》《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孝经》《易经》《尚书》等书。读完规定书籍，再重点学习科举文章。
除开设私塾，有钱人家或宗族也会组织文社，以宗族名义延请回乡举人、进士们传授考试经验，对子弟进行科举考试的“强化训练”。明代才子王世贞是进士出身，他的父亲王忬以及儿子王士骐、王士骕也都中过进士，王家前后四代人里出了十位进士，取得这样的成绩与家族重视教育、善于总结科考经验无疑有很大关系。还有清朝道光时任两江总督的梁章钜，家族中一直设有文社，其本人中过进士，祖父、父亲、伯父、叔父、兄弟全部中过举人，也是着名的“科举之家”。
宋人吕祖谦与朱熹、张栻齐名，时称“东南三贤”。吕祖谦曾任太学博士、秘书郎、国史院编修官等，于宋孝宗隆兴元年考中进士，对科考颇有心得。吕祖谦为父母守丧期间得闲，着手总结科考心得，编撰了《东莱博议》《古文关键》等书，针对的都是当时的科举考试，因封面为黄色，时人称“黄册子”。
书成后不仅畅销，而且来求教的人络绎不绝，其学生巩丰写诗称：“岁时来上冢，车马隘阡陌。念昔事先生，同门至千百。”但也有人加以讥讽，刘黻写诗道：“区区黄册子，所事惟夺魁。”
宋朝科举重策论，吕祖谦所着《东莱博议》取材于《左传》，讲的都是治乱得失问题，由历史事件引发议论，写成一篇篇不超过五百字的“小议论文”，针对时事、立论新颖、文字简洁、布局合理，又善于使用修辞和精妙的比喻，所以能把一件枯燥的事写得充满生趣，有很强的吸引力，这些文章对于考试时写策论很有借鉴作用。《古文关键》则是一本前代优秀作品精选，为增加时效性，所选的都是唐朝以后的文章，且大多数属议论性质，这些都增加了科考的针对性。
宋朝以后，类似的科考辅导书、参考书大量出现，有的人并不下功夫去理解，只死记硬背，也能考中。明代学者李贽说：“吾熟读烂旧时文百余首，进场时做一日誊录生，便高中矣。”
明末清初学者吕留良曾与陆文霦在吴门集市租了一间房子，专门从事科考试卷的点评工作，他们选取顺治三年以后五场科考答卷中的经典八股文加以点评，汇编为一部《五科程墨》，公开出版售卖，很受欢迎。清初戏剧家孔尚任在《桃花扇》中写了一位南京三山街的书商蔡益所，参加科考的举子们都巴结他，因为他编的科考辅导书水平很高。蔡益所探知乙酉乡试将根据钱谦益的条陈命题，立即组织几位科考“辅导专家”编写出新的参考书，特意在封面上印了“风气随名手，文章中试官”的字样进行宣传。
清朝道光年间，日本人高杉晋作乘船来到上海，逛书店时发现里面全是各式各样与科考有关的书籍，他久慕魏源《海国图志》的大名，很想买一部，却怎么也寻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