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禅位于舜，舜禅位于禹，这是让位给贤能之人，是光耀千古的美德。而南宋三个禅位的皇帝，更多是委曲求全和逃避责任，禅让在这里成了病态心理的表现。
这种病态与赵氏王朝前辈遗传下来的政治基因有关。北宋徽宗胆怯于来势汹汹的金兵，为了不当亡国之君，提早禅位于儿子宋钦宗。不久，金人攻破京城，将包括徽宗、钦宗在内的皇室成员悉数掠走，只剩赵构这一漏网之鱼。宋高宗赵构建立南宋延续赵氏国祚，也继承了赵氏王朝的政治基因。在高宗复杂的动机下，这种基因在他身上得到强化，然后遗传给后人。
经历靖康之变的人，都不会忘记这场灾难和耻辱，南宋有一股刻骨铭心的雪耻情结。但高宗有自己的小算盘：如果打败金国迎回二帝，自己皇位将受到威胁，毕竟一国不容二主；主战武将在抗金中势力不断扩大，也将威胁到君权。出于这些考虑，高宗不愿直捣黄龙府，他向金国上表称臣，签订屈辱的条约，处死主战将领岳飞。他又坐视权相秦桧陷害了不少忠臣义士，压制他们对屈辱条约的抗议。
投降派代表秦桧死后，高宗豁免了秦桧父子的罪责，下令不予追究，继续推行没有秦桧的“秦桧路线”，因为这个路线本来就是高宗与秦桧共同打造的。当声讨乞和降金的声浪不断高涨时，高宗警告天下：“如敢妄议，当重置典刑。”
自从宋金议和之后，南宋将骄兵惰，无复备战，将领都去经商敛财，士卒皆成行商坐贾，军队的素质急剧退化，没有战斗力。当金兵再次南侵，迅速攻陷两淮防线时，高宗极为震恐，一度准备解散百官，航海避敌。大臣中主张北伐的呼声逐渐激昂。高宗乞和梦灭，不敢面对现实，在自己盛年就让位给宋孝宗。
孝宗本来想有所作为，即位后积极为岳飞平反，任用主战派人士，锐意收复北宋故疆，但他无法实现这个目标，因为太上皇反对。从即位开始，孝宗对金的政策就限于两个由高宗定下的目标：一是归还河南，主要含东京开封和西京洛阳；二是将金宋关系由君臣改为兄弟。不过，孝宗始终坚持宋方拥有在绍兴三十一年后收复的土地。金人拒绝，只愿意将君臣关系转为叔侄关系——金主为叔，宋皇为侄，等于承认太上皇高宗为兄。高宗觉得给自己留了面子，表示满意。但孝宗仍不愿放弃金人侵占的所有土地。于是高宗多次干涉警告他。
年复一年，高宗厌战的心态并没有改变，生怕激怒金人，引来战祸。金宋虽改以叔侄相称，但金人仍然要求孝宗依照君臣礼仪，降榻立接国书。孝宗的目标就是要改变这种卑屈的象征，但高宗却命令孝宗立接国书。
由于高宗多次掣肘，孝宗心灰意冷，不再对金用兵。他在太上皇高宗死后只做了两年皇帝，竟然禅位于儿子宋光宗，自己也做了太上皇。
光宗更是乏善可陈，年纪轻轻就得了重病，还有一个不安分的皇后。由于光宗生性懦弱，加上皇后的弄权欺凌，使他整日郁郁寡欢，得了精神病，不得不再禅让给唯一的皇二代宋宁宗。此后的南宋王朝，江河日下。
从高宗到宁宗，至尊皇位竟成了烫手山芋。禅让在南宋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文化现象，这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这正是南宋这个偏安朝廷的独特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