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安朝廷的“禅让病”

尧禅位于舜,舜禅位于禹,这是让位给贤能之人,是光耀千古的美德。而南宋三个禅位的皇帝,更多是委曲求全和逃避责任,禅让在这里成了病态心理的表现。

这种病态与赵氏王朝前辈遗传下来的政治基因有关。北宋徽宗胆怯于来势汹汹的金兵,为了不当亡国之君,提早禅位于儿子宋钦宗。不久,金人攻破京城,将包括徽宗、钦宗在内的皇室成员悉数掠走,只剩赵构这一漏网之鱼。宋高宗赵构建立南宋延续赵氏国祚,也继承了赵氏王朝的政治基因。在高宗复杂的动机下,这种基因在他身上得到强化,然后遗传给后人。

经历靖康之变的人,都不会忘记这场灾难和耻辱,南宋有一股刻骨铭心的雪耻情结。但高宗有自己的小算盘:如果打败金国迎回二帝,自己皇位将受到威胁,毕竟一国不容二主;主战武将在抗金中势力不断扩大,也将威胁到君权。出于这些考虑,高宗不愿直捣黄龙府,他向金国上表称臣,签订屈辱的条约,处死主战将领岳飞。他又坐视权相秦桧陷害了不少忠臣义士,压制他们对屈辱条约的抗议。

投降派代表秦桧死后,高宗豁免了秦桧父子的罪责,下令不予追究,继续推行没有秦桧的“秦桧路线”,因为这个路线本来就是高宗与秦桧共同打造的。当声讨乞和降金的声浪不断高涨时,高宗警告天下:“如敢妄议,当重置典刑。”

自从宋金议和之后,南宋将骄兵惰,无复备战,将领都去经商敛财,士卒皆成行商坐贾,军队的素质急剧退化,没有战斗力。当金兵再次南侵,迅速攻陷两淮防线时,高宗极为震恐,一度准备解散百官,航海避敌。大臣中主张北伐的呼声逐渐激昂。高宗乞和梦灭,不敢面对现实,在自己盛年就让位给宋孝宗。

孝宗本来想有所作为,即位后积极为岳飞平反,任用主战派人士,锐意收复北宋故疆,但他无法实现这个目标,因为太上皇反对。从即位开始,孝宗对金的政策就限于两个由高宗定下的目标:一是归还河南,主要含东京开封和西京洛阳;二是将金宋关系由君臣改为兄弟。不过,孝宗始终坚持宋方拥有在绍兴三十一年后收复的土地。金人拒绝,只愿意将君臣关系转为叔侄关系——金主为叔,宋皇为侄,等于承认太上皇高宗为兄。高宗觉得给自己留了面子,表示满意。但孝宗仍不愿放弃金人侵占的所有土地。于是高宗多次干涉警告他。

年复一年,高宗厌战的心态并没有改变,生怕激怒金人,引来战祸。金宋虽改以叔侄相称,但金人仍然要求孝宗依照君臣礼仪,降榻立接国书。孝宗的目标就是要改变这种卑屈的象征,但高宗却命令孝宗立接国书。

由于高宗多次掣肘,孝宗心灰意冷,不再对金用兵。他在太上皇高宗死后只做了两年皇帝,竟然禅位于儿子宋光宗,自己也做了太上皇。

光宗更是乏善可陈,年纪轻轻就得了重病,还有一个不安分的皇后。由于光宗生性懦弱,加上皇后的弄权欺凌,使他整日郁郁寡欢,得了精神病,不得不再禅让给唯一的皇二代宋宁宗。此后的南宋王朝,江河日下。

从高宗到宁宗,至尊皇位竟成了烫手山芋。禅让在南宋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文化现象,这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这正是南宋这个偏安朝廷的独特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