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众媒体描述的明代历史中，宦官之恶被放大，宦官之善被轻描淡写，偶有三宝太监郑和这样的正面例子，但更多时候，我们观看与明代有关的影视剧、大众读物，看到的多是魏忠贤、刘瑾、王振这样的恶宦。恶宦作为皇家鹰犬与士大夫对抗，祸国殃民，成了媒体讲述明代宦官的典型模式。但在历史上，明代宦官与士人的区别可能没那么大。
明代中期，随着宦官受教育程度的提升、皇权对宦权的压制，宦官逐渐与士人合流，因此朝廷上出现了一批有士人之气的贤宦，其代表人物，比如明宪宗时期的宦官怀恩、嘉靖朝的司礼监掌印太监黄锦、嘉靖末到隆庆年间的李芳，观其言语，考其行为，都是典型的“士宦”。
在过去的宦官研究中，明代宦官作为官僚体系中文官和武将之外的第三种势力，是中国古代专制体制的伴生物。学者普遍注意到明代宦官和皇权的紧密联系。简单来说，宦官专权是皇权衍生的产物，宦官专权背后是皇权的膨胀，而不是宦权危害到了皇权。
有明一代都没有宦官杀戮君主的案例，这和东汉末年的宦侍之祸、唐朝中后期的宦官夺权形成鲜明对比。但前人史家注意到这点时，经常会默认宦官是文官的对立面，由此建立起宦官作为皇家鹰犬与士大夫对抗的经典叙事，却忽略了明代政治文明、社会风气对宦官的影响，进一步说，是忽略了宦官们作为人的丰富性，而只是把他们当作制度机器来看待。
这种对立叙事无法解答明代屡屡发生的宦官与文官合作现象，以及一些贤宦犹如士大夫一般对君主的忠诚进谏。除了众所周知的张居正与冯保组合，明代宦官和文官领袖合作的案例并不少，比如嘉靖年间的张佐、黄锦，他们先后入主司礼监，与杨廷和、张璁、夏言等历任内阁首辅少有矛盾。
再比如被誉为“明代第一好太监”的怀恩，此人原本姓戴，族中兄长为兵部侍郎，后来犯罪被杀，连累时任太仆卿的怀恩父亲也被株连籍没，怀恩尚在幼童时就被阉割，入宫成了太监，赐名为怀恩。此人历经明宪宗、明孝宗两任皇帝，性情耿直，廉洁清正，因为敢于向皇帝进言，保护朝中正直的大臣，所以在士人群体中也很有口碑。
明代为什么会产生很多有士人风气的宦官？这和宦官的出身与教育有关。在明代，部分宦官就像怀恩一样，本来就是士绅家庭出身，只是上一辈因罪抄家，他们自己被连累，早早投身去做了宦官。
明代中期，宦官逐渐衙门化。明代宦官不仅把持着司礼监，与内阁分割昔日的宰相职权，还占据了内府“二十四衙门”、东宫六局、天下王府承奉司、公主中使司、守备太监、镇守中官等要职，权力从中央辐射到地方，影响着中央决策、军事部署、财政收支、织造、烧造、皇家建筑营造等方方面面。宦官衙门化后，明代政权为了维持行政的日常运转，开始主动教育、培训宦官，提升他们处理政务的能力。
受教育的宦官多了，贤宦比例也就增加，这就是为什么明代中期涌现了很多贤宦，而这些贤宦都具备士人的习气。
从明太祖时期到明中后期，宦官读书识字的能力在显着上升。明太祖起初严禁宦官读书识字，即便后来有所调整，洪武时期的宦官仍被限制在严格的权力网格之中。但是到了明成祖时期，因为靖难之役后朱棣对士人的不信任，他开始大量起用宦官出任军事、外交、财政、司法、文书、记事等要职，镇守中官这一宦官干预地方政治的职务，也是从明成祖时期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