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千年来，人们围绕着垃圾处理，发生了诸多故事。回首几千年的历史，或许在了解这些故事的同时，也能为当今人们正确处理垃圾，甚至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提供借鉴。
隋代时，长安城逐渐呈现出国际性大都市的气象，在隋文帝开皇之治时，长安城里住着数十万人。如此众多的人口生活在城里，每天必然会产生很多生活垃圾和人畜代谢物。
史料记载，不少老百姓把生活垃圾全部倾倒在门口，日积月累，部分街道比两边房屋高一丈多；有的老百姓挖掘大土坑掩埋垃圾，任由它们壅滞地下，腐烂分解，结果产生大量硝酸盐之类的毒素，溶于水并下渗，导致地下水中的硝态氮含量上升，地下水由此变得咸苦，不可饮用。据《隋书·庾季才传》记载：长安城“汉营此城，经今将八百岁，水皆咸卤，不甚宜人”。
为了摆脱已污染的水源区，开皇二年（582年），隋文帝杨坚在汉长安城东南部龙首原的南坡（在今西安城及城东、城南、城西一带），花了9个月时间，新建了大兴城（隋文帝在北周时被封为大兴公）。同时，挖掘龙首渠、永安渠、清明渠，并引浐水、皂水、潏水入城，以解决城区用水问题。
尽管城市里大多数人受困于垃圾之苦，但还是有极少数人，在成堆的垃圾中发现了无限商机。其中唐代的罗会、裴明礼和窦乂（yì）等人就是通过垃圾而致富的代表。
据唐代张鷟（zhuó）《朝野佥载》记载，生活于唐初的罗会，通过收集长安城里人畜的粪便，向郊外农民出售而发家致富。
另外一位靠垃圾致富的就是《太平广记》里记载的裴明礼。裴明礼，河东（今山西）人，活动于唐太宗年间，其做生意的诀窍是“收人间所弃物，积而鬻之”，换言之，他就是通过低价收来垃圾后，进行分类整理，卖给百姓，几年之后，便拥有万贯家财。
裴明礼的这个做法，很多年后给另一个长安大商人以启发。这人就是窦乂。窦乂13岁那年，亲戚张敬立从安州（今河北安新县）卸任回到长安，带给甥侄十几双丝面布鞋作为礼物，窦乂得到的是一双太大而无法穿的鞋。他并未沮丧，拜谢张敬立之后，拿到长安西市卖了500文钱。
五月的长安城，榆钱黄熟，满城飞落，成为垃圾。窦乂用这500文钱到铁匠铺买了两把铁锸，扫聚了一斛榆钱种子，然后来到伯父管理的祠堂内，在祠堂后院的荒地上用铁锸开荒，并整理了四五十条土垄。他将这些榆钱种子种在土垄上，后来长出不少榆树苗。第二年秋天，他砍下部分榆树，把榆树枝挑到柴火市场去卖。此后连续几年，都卖树枝。第五年，他砍下较粗的榆树，卖给别人做屋椽、造车，大赚了一笔。
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是“窦乂买坑”的故事。据记载，长安西市坪行南边，有十余亩地势低洼的土地，这里是酒楼饭馆污水汇聚之所，窦乂用很低的价格把它买下来。他在该地中间竖一根木杆，其上挂了一面旗幡，其周边设立六七个小摊位，用来做煎饼、小团子等吃食。他招募孩子们来这里投掷瓦砾，凡是打中旗幡的，便奖励煎饼、团子。不到一个月，长安城内的儿童争相而来，投掷的瓦砾填满了这块低洼地。窦乂便在这十余亩土地上建造了二十多间店铺，因为周边都是酒楼饭馆，店面全部租赁出去了。这个地方后来得名“窦家店”，成了繁华市区。
曾在中国生活数十年的传教士曾德昭记载，明朝的城市和乡村间，已经形成了完备的产业链，不但耕作所需要的各种粪便，有专门的人员从城市里回收，然后运载到乡村里出售，甚至各种城市生活垃圾都有专门人员回收，哪怕“扔到街上的破布”，都会被迅速回收。
1906年5月至8月，日本人德富苏峰来中国游历了78天，其间他到过苏州、杭州。回国后，他写了一本书——《七十八日游记》，他在书中说当时的杭州城居民：“把街头当成垃圾场，似乎成了人们的一种习惯，甚至并不在乎自家门前的垃圾会堆积如山。”
鉴于此，苏杭商会开始进行社会自治，以解决公共卫生问题。两地的一些街道纷纷成立了自治团体——市民公社。公社接受苏州商会的领导，受其保护，活动经费则自行筹措解决。1909年，苏州观前大街市民公社制订了章程，其中有“卫生方面清洁街道、通沟”的条款。其他街道的市民公社所订立的章程也有类似条款，经过多方面的努力，最终两个城市的卫生状况得以改善。
同样是清末，北京城的卫生状况也有了改观。其中一个明显变化是，北京城的各条街道开始大量修建厕所，并对随意便溺的现象加强了管制。而且，当时也设置了专门的车辆和人员回收粪便，他们当时以摇铃为号，提醒老百姓。《京华百二竹枝词》曾记载：“粪盈墙侧土盈街，当日难将两眼开。厕所已修容便溺，摇铃又见秽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