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根结底，就像原“定远”舰枪炮大副沈寿堃所说的那样，“大东沟之败，非药弹不足，乃器之不利也”。所谓“器”，指的就是北洋海军的军舰。“镇远”枪炮官曹嘉祥等人说得更加透彻：“海军利器在乎船舰，我们船少炮钝，速率又缓，如大东沟之役，敌变动至灵，转瞬一阵……”在黄海海战中，日舰在航速和速射炮方面的优势十分明显。北洋海军航速最快的巡洋舰为“致远”和“靖远”，时速为18节，其余各舰多在14至15节，而联合舰队除了航速高达23节的“吉野”外，第一游击队其余各舰的航速亦在18至19节，从而取得机动灵活的有利条件。此外，日舰装备了大量速射炮，而北洋舰队速射炮极少。
实际上，晚清政府自兴办海军以来，耗资不可谓不多：“定远”“镇远”造价超过1200万马克，按《辛丑条约》时的汇率折合大约400万两白银。光是购买这两艘铁甲舰，就耗费了清政府一年财政收入的1/20。既已“靡费千万”，为何在黄海海战中却是这般景象？这是因为北洋海军成军后，清政府自诩“海军之战备，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于是停止了军舰外购更新。此消彼长之下，继续一掷千金扩充实力的日军终于后来居上。在甲午战争中非常活跃的“吉野”号，就是一艘1893年刚刚服役的新锐战舰。
这无疑是个深刻的教训。海军是个需要时间经营的军种。就像美海军战略家马汉在《海权论》里所言，“现代战舰与武器装备的制造耗时甚长”。近些年来，我国军事技术水平得到飞速提升，人民海军的实力也逐渐壮大。但考虑到其他国家海军力量也在飞速发展，人民海军就没有理由停下前进的脚步。
何谓“制海”
设想一下，如果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能取得较好的战果，甲午战争的结局是否会有所不同？
从日方战前的预想来看，有可能会的。日方认为，“我军目的在于将主力输送至渤海湾口，与清军决战。而此目的之成败，则取决于海战之胜负”。因此，若联合舰队海战大胜，日军准备在直隶（河北）平原与清军进行决战；若海战平分秋色，“我虽不能控制渤海，但尚能使敌不能控制我近海时”，日军准备全力占领整个朝鲜半岛；若是海战败北，日军则将“在国内严密防守，待敌来攻予以击退”。
可以看出，日军统帅都已经有了基于“制海权”情况规划下一步战局的意识。反观清政府，是否有这样的意识却很难说。制海权问题，实质上是海军战略的理论核心。海军战略之要旨，在于夺取海上控制权，而夺取海上控制权，在于能否采取攻势。就像马汉所说的，“海军是进攻性的”。观察甲午战争的形势，北洋海军与日本联合舰队的决战，已是势所难免，只是时间问题。对北洋舰队来说，在实力略居劣势的情况下，正确的做法是采取积极防御与伺机进攻并重的方针。
实际上，清政府更多是将北洋海军当成陆军的一支附属力量。光绪皇帝发布的《宣战诏书》可视为甲午战争中清军的总战略方针，其中的重点是在朝鲜半岛“迅速进剿”，“以拯韩民于涂炭”，另外，沿江沿海各地“遇有倭人轮船驶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可以说，根本没有提到海军的作用。其结果就是，黄海海战前，北洋海军最为活跃的军事行动，就是为海路驰援朝鲜的清军陆军护航。海军能做的当然不止于此。按马汉的说法，起码还可以包括“封锁和炮击”，“对一支能执行炮击任务的舰队来说，封锁是更容易办到的事”。日本本就是个海岸线绵长的岛国，诸如东京、大阪、横滨、名古屋之类的重要城市无不密迩海岸。完全可以设想，只要拥有“亚洲第一铁舰”的北洋舰队进行几次成功的“封锁和炮击”，就会对羽翼未丰的日本军国主义产生相当大的压力。
可惜，这一切都未曾发生。在甲午战争中，由于北洋海军先是主动放弃，后又在黄海海战中失利，制海权因此落入日本手里。这同样是个不堪回首的前车之鉴。查看地图不难发现，“第一岛链”之东，是广阔无垠的西太平洋，这里才是未来人民海军争夺“制海权”的真正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