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蒙哥马利在1958年71岁时退出现役。1960年5月，他曾访华5天。毛主席、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会见了他。后来他感到在华逗留的时间太短，提出1961年9月5日由香港到广州，再次访问中国，9月26日由广州经香港返英。在中国期间，除会见我国领导人外，还指名到几个不向西方开放的城市参观。周总理原则同意。
9月7日晚，陈毅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为蒙哥马利再次访华举行欢迎宴会。陈毅首先讲话，他说：蒙哥马利上次访华回国后，将所看到的中国情况作了客观介绍，还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美国应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武装力量。我们对此表示钦佩。
蒙哥马利接着讲话。他提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三大基本原则”，这就是：“第一，大家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第二，大家都承认有两个德国——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第三，一切地方的一切武装部队都撤退到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去。”他还强调说：“我说的中国是指政府设在北京的人民共和国，而不是从来没有资格代表中国的台湾那一套机构。”
21日凌晨2时许，周总理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我汇报说：遵照总理指示，放手让蒙哥马利看，他很满意。他对中国很友好，但也在对我们进行战略观察。对此，我作了扼要说明。
总理详细询问有关情况，汇报持续近两小时。最后，总理问：你看，他脑子里对我们还有什么疑问？他还可能提出什么战略性的问题？
我说：他对毛主席十分钦佩，似乎想探询毛主席的继承人是谁。他可能认为，毛主席百年之后，中国不能保持稳定。他没有直接提出这个问题，我是从一些迹象揣测出来的。
周总理问：有哪些迹象？
我说：在洛阳，他同我闲谈时说，中国古代的帝王很聪明，在位的时候就确定了继承人，虽然有的不成功，但多数是成功的，这就可以保持稳定。以前英国常为争夺王位而打仗，后来平静了，因为有了王位继承法，也许是从中国学来的。现在许多国家的政治领袖不像中国古代帝王那样聪明，没有远见，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权威确定自己的继承人，这是不幸的。在郑州，他对我说：斯大林是一位有权威的政治领袖，但也缺少远见，生前没有明确提出自己的继承人，死后出现了“三驾马车”，局势很乱。
我说完后，总理问：他同你讲这些话，你说了些什么？我答：我什么也没说，也不好说，只是听，然后把话题岔开。
总理沉默了一会儿，又问了一些事，让我回家休息。
二、
22日下午，浦寿昌打电话给我，要我在北京饭店等他。不久，他提着皮包来了。他说：毛主席决定明天在武昌会见蒙哥马利，总理要你和我马上坐专机去武昌，让你先向主席汇报主要情况和主要问题，让我明天给主席当翻译。
这天下午，我和浦寿昌飞抵武昌。机场上停着一辆汽车，把我们送到东湖毛主席的住处。
在向主席汇报时，我先提到蒙哥马利对主席很钦佩，对中国很友好，但也在对我们进行战略观察。然后讲了我向周总理汇报过的情况和迹象。
主席说：这个元帅过去打仗很勇敢，这次在北京也很勇敢，讲了三原则。谁是我的继承人，为什么他不敢问呀？是不是也像中国人那样怕犯忌讳？
我说：也许是。
主席说：蒙哥马利讲的也有点道理，斯大林生前没有公开宣布他的继承人是马林科夫，也没有写遗嘱。马林科夫是个秀才，水平不高。1953年斯大林呜呼哀哉，秀才顶不住，于是乎只好来个“三驾马车”。其实，不是“三驾马车”，是“三马驾车”。三匹马驾一辆车，又没有人拉缰绳，不乱才怪。赫鲁晓夫利用机会，阴谋篡权，此人的问题不在于用皮鞋敲桌子，他是两面派：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他歌功颂德；死了，不能讲话了，他做秘密报告，把斯大林说得一塌糊涂，帮助帝国主义掀起十二级台风，全世界共产党摇摇欲坠。这股风也在中国吹，我们有防风林，顶住了。
毛主席说：这位元帅不了解，我们和苏联不同，比斯大林有远见。在延安，我们就注意这个问题，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当时延安是穷山沟，洋人的鼻子嗅不到。1956年开“八大”，那是大张旗鼓开的，请了民主党派，还请了那么多洋人参加。从头到尾完全公开，毫无秘密。“八大”通过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美国总统出缺，副总统当总统。我们的副主席有五个，排头的是谁呀？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刘少奇不是马林科夫。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须战略观察！这里头没有铁幕，没有竹幕，只隔一层纸，不是马粪纸，不是玻璃纸，是乡下糊窗子的那种薄薄的纸，一捅就破。这位元帅是好意。我要告诉他，我随时准备见马克思。没有我，中国照样前进，地球照样转。
三、
1961年9月23日中午，蒙哥马利在李达上将等陪同下，从北京坐专机抵达武汉，住在汉口胜利饭店。晚上6时半，毛主席在东湖会见他，并共进晚餐。
蒙哥马利赠送毛主席一盒“三五牌”香烟，提出许多问题，毛主席逐一回答。谈到9时30分，蒙哥马利说：“今天谈话使我学到很多东西。”“我想主席一定很忙，还有别的事情要做。我能不能明晚再来谈谈？”毛主席说：“明晚我到别处去了。”谈话就此结束，互相道别。
没有料到，24日凌晨5时左右，浦寿昌通知说，主席改变了计划，决定当天下午再同蒙哥马利谈一次，并共进午餐。这使蒙哥马利喜出望外。
这次追加的谈话是从下午2时30分开始的。
毛主席说：“中国有句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爷不请自己去。”蒙哥马利借机提出：“我认识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我注意到他们很不愿意说明他们的继承人是谁，比如像麦克米伦、戴高乐，等等。主席现在是否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
毛主席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蒙哥马利又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主席说：“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蒙哥马利说：“中国现在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很需要主席。你现在不能离开这艘船，放下不管。”
毛主席说：“暂时不离，将来学丘吉尔的办法。”并说：“我随时准备灭亡。”
谈到下午5时，毛主席邀蒙哥马利坐船，看他在长江游泳。毛主席游了近一个小时，上船穿好衣服，把蒙哥马利送到汉口胜利饭店，又谈了近一个小时，并把他事先写好并署名的《水调歌头·游泳》词一首，“赠蒙哥马利元帅”，作为那盒“三五牌”香烟的答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