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科举考试，是古代读书人改变命运的必经之路。为了可以在科考中取得优异成绩，古代学子们可谓使出了浑身解数。认真苦读知识点、押考题，这些现代人常用的方式，古代人也运用得炉火纯青。
古代也有补习班
南宋学者吕祖谦创建的丽泽书院，就是一个“名牌辅导班”。书院位于婺州（今浙江金华）。吕祖谦不仅是当时的理学家、文学家，还是进士出身，在朝为官多年。他会邀请朱熹、张栻等着名大家来讲学，书院师资力量强大，吸引了天下学子前来学习。
丽泽书院受追捧的最重要原因，是书院教习的内容基本上是应对科举考试的技巧。为了提升“升学率”，吕祖谦根据当时学生的总体特点、社会实际情况和科考内容，以《左传》为基础，整理编写了一本《左氏博议》作为书院的讲义。吕氏一族本是山东东莱的名门望族，人们称吕祖谦为“小东莱先生”，他的教材被称为《东莱博议》，又因为教材是黄色封皮，因此又被叫作“黄册子”。
黄册子问世以后，吕祖谦毫不避讳地说：“《左氏博议》者，为诸生课试之作也。”这本教材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为了帮助学生们应试的，里面不仅有考试提纲，还收录了历年科举考试的真题和优质答卷，以供考生学习、揣摩。考生通过学习黄册子，应试水平有了显着提升。这本教材一时畅销无比，其他书院也将其选为读本和教材。同时，它也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争论，南宋末年的大臣刘黻就曾写诗讽刺道：“区区黄册子，所事惟夺魁。”
另外，古代的书院为了提升“中举率”，每到科举的年份，便会大规模扩招，想方设法吸引优质生源。比如，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湖南巡抚丁思孔将优秀的生童集中到岳麓书院教授科举之学，而且“月辄一试，糊名而进”，每月都进行模拟考试。各地士子听说后，纷至沓来，“远方学者闻风向往，虽远在江南闽浙，亦不惮重茧而至”。
明清时期，书院常常按照考试成绩将学生分为三等，成绩最好的一等叫“正课生”，这类学生不仅食宿全免，每年还有生活费补贴，他们可以获得良好的应试辅导和强化训练。在乡试年份，还有“增额正外课膏火”的规定，即无论哪等学生，都可以获得更高的生活费补贴，书院为考生们能一心一意考取功名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不仅如此，有的书院还专门开设“举人班”。同样在明清时期，举人通过了乡试，所以没有专门的学习场所，但举人还需要参加会试和殿试，因此，部分书院为了满足举人的应试需求，会专门招收他们入院学习，为他们提供参加会试前的应试辅导教学。譬如，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盐政阿克当阿便在扬州梅花书院招收举人，开了清代书院招收举人的先河。根据《明清进士位名录》的统计，在“举人班”开设的第二年，梅花书院便一次性考出了四名进士，其中洪莹更是一举夺得状元。一时间，梅花书院声名远扬，成为晚清的着名学府。
临时抱佛脚是门生意
唐朝诗人白居易参加科举考试前，备考十分认真。他在做历年科举考试真题时，会把出题人意图、应答重点、得分技巧都总结出来，并认真做好笔记。和他一同参考的学子，发现他的笔记很适合用来“临时抱佛脚”，便纷纷向他借阅。
当时的白居易囊中羞涩，见自己的笔记大受欢迎，便灵机一动，将笔记找人编撰成册刻印，然后叫价售卖。没想到，还真的在考前靠着自己的笔记，赚到了“第一桶金”。
参考“学霸”笔记只是古代学子备考的方法之一，购买应试教材、进行考前押题，也是他们常用的方法。明代中后期，科举考试日趋程式化，大部分读书人考试的目的性更加明确，许多考生不再专注于钻研经书大义，而是开始揣摩时文答题技巧。所谓“时文”，即科举时代的应试文章。加上当时出版业得到长足发展，从明代开始，科举教材就成了一门生意，一大批以考试为导向的教材涌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京华日抄》。这是明成化年间（1465年——1487年）杭州通判沈澄所刻的一部时文集，相当于现代高考优秀作文选集。此书一面世，深受人们欢迎，同类书籍也随之大量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