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货殖列传》的时候，司马迁要说的是更高一层的政治道理，也就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最根本的一件事情叫作“物之不齐”。“物之不齐”表现在哪里？例如说，山西、山东，江南、江北都有各自的物产，而这些特产大家都很喜欢，这里面就产生了一个根本的道理——应该有不同的行业参与其中，才能够让这个“物之不齐”的状况得到平衡。在这里，司马迁开创了在那个时代难得的“职业的平等功能论”。“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这四种职业并立：农夫去种田，才能够得到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作物，人们得以维持基本的生命；掌管山林川泽的人饲养动物，人们才能够吃上肉；工匠能够帮助人们得到许多生活必需品；商人能够让各处的“不齐之物”流通。
因此，货殖或者其背后的一套道理是：“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从个人或者集体的角度，如何让人们过上丰足的生活，在什么情况下会衰败贫困，是有自然的原理和规则的，重点在于如何掌握这种原理和规则。
司马迁举了越王勾践的例子。越王勾践败于吴，被困于会稽之上，但是他用了两个重要的人：范蠡、计然。计然认为，如果一个国家能够一方面照顾到经济，一方面照顾到军事，那么国君所需的东西也就齐备了。如何在经济上有所安排呢？很简单，你看一下基本的规律，基本的“物之理”。一般来说，在农业上“丰收”与“干旱”参半。在干旱的时候，反而必须准备船只；遇到水灾的时候，反而要准备车。因为干旱结束后必有大水，大水结束后必有干旱。
另一个关键的原则在于“物价”，而受物价影响最大的是农作物。计然同样给出了一个公式。谷价如果低到二十钱一斗，则“谷贱伤农”；如果谷价高到九十钱一斗，那些必须买食物的升斗小民就倒霉了。所以必须控制物价。
春秋末战国初，各国的货币形态开始慢慢成熟。范蠡、计然的一个基本原则和理想是，一国之中应该做到“务完物，无息币”。在这个经济体系里实现货币流通，货币流通越畅，就越能促成物物之间的交易，使缺乏物资的地方得到物资，生产过剩的地方能把多余的物资送出去。久而久之，国家必然能够累积财富，进而变得强大。
越王勾践采纳了范蠡、计然的建议，果然在十年当中积累了庞大的财富。然后他“厚赂战士”：为越国打仗的人可以得到非常丰厚的待遇。因此本来比较弱小、地理条件糟糕的越国，反而战胜了吴国。越王勾践达到了报仇的目的，甚至更进一步“观兵中国，称号‘五霸’”。
之后，范蠡去了齐国，他为什么要去齐国？《货殖列传》中有一个背景，那就是在所有货殖的发展上面，齐国是最早而且效果最显着的国家。
到了齐威王、齐宣王的时候，经济基础牢固，齐国就发展出复杂而优雅的“礼”。因此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说：“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他对经济成就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富起来，对君子、贵族，也就是那些地位高的人有好处，能够让这些人深化自己的人生；对普通人也有好处，让一般的升斗百姓也能够发展自己的能力。
在这个背景下，范蠡要将这些生财之计用在自己身上，所以先到了齐。过了一阵子，他又离开齐到了陶，在那里换了一个名字，叫作朱公。
陶在“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这里是水陆码头，一个交通枢纽，各地的货物都会来到这里。所以范蠡就在这里“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范蠡用这种方式成为典范。因此后来中国讲到有钱人，一般都称其为“陶朱公”。在司马迁的眼中，货殖有一种特性，不管是经营个人的人生，还是经营一个社会、国家，道理是共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