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宝训》中记载了一段颇有意思的君臣对话。洪武二年（1369），明太祖朱元璋御奉天门，召元之旧臣问元朝的政策得失。当时元旧臣马翼的看法是：“元有天下，以宽得之，亦以宽失之。”
由此看来，马翼认为元代是一个十分“宽”的朝代。后世也因此流传着一种认为元代十分“宽仁”的说法。但这是真的吗？
对此，朱元璋当时就说：
以宽得之，则闻之矣。以宽失之，则未之闻也。夫步急则踬，弦急则绝，民急则乱。居上之道，正当用宽。但云宽则得众，不云宽之失也。元季君臣耽于逸乐，循至沦亡，其失在于纵，元实非宽也。大抵圣王之道，宽而有制，不以废弃为宽；简而有节，不以任易为简。施之适中，则无弊矣。
可见，这里的“宽”并非现在许多人所误解的“宽仁”，而是具有贬义的“宽纵”。元朝君臣终日沉湎于声色犬马，享乐无度，给当时的人民带来了深重苦难。这也导致国家衰落，最终失去天下。因此，元朝的“宽”实际上是“放纵”，而且是过度的放纵。
很多人认为元代是一个等级分明、压迫深重的朝代，但这种观点与真实历史情况存在较大差异。实际上，元代统治者来自游牧民族，与其他朝代的统治者相比，有一个较为明显的区别，即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对政事的了解。《元史》记载，元朝建立初期，许多蒙古大臣对政事不熟悉，不精通文字、刑名和公牍，对所治理的地区也知之甚少。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元代统治者采取了一种方法，即让当地人管理当地事务，保持原有的管理方式。于是，“行省制”就此产生。这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统治成本，但也存在明显弊端，引发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然而，这种体制为中间的官僚集团和地主集团提供了较大的活动空间。由于元代的最高统治者对各地的具体情况并不在意，只要按时纳税、不造反，他们就可以自由行事。因此，在广阔的元帝国境内，出现了如蒙古旧俗、汉法、“回回法”等多种法律和习俗并行的奇特局面。
而所谓元代的“四等人制度”，其实并没有被元朝官方律令或制度文件所收录，在明初的官方文件中也没有相关描述。其较知名的出处是民国史学大师钱穆的《国史大纲》，但书中也并未指明具体来源。实际上，在元代，甚至有一些贫困的蒙古人和色目人卖身给汉人做奴隶。由此可见，元代对地方的管理非常宽松，甚至可以说是“皇权懒于下省”。这样一来，各个行省的高官和基层地主集团就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好日子”。
按照蒙思明在《元代社会阶级制度》一书中的总结，元代的吏治就是：
一曰强占豪夺，侵暴佃民。二曰隐役避赋，流毒百姓。三曰欺上压下，私受国恩。四曰乘人之危，重利盘剥。
这些人滥用权力，收受贿赂，买官卖官，无恶不作。且在他们的纵容下，历朝历代都在打压的地主豪强势力也迅速增长起来。例如，松江下矿场的瞿霆发，承租了大量官田，加上他自己的私有土地，占地总面积之大，使他成为浙西地区首屈一指的“多田翁”。而淀山湖一带的大地主曹梦炎，则巧取豪夺了大量良田为自己私产。
他们仗着自己的财富和势力，完全不把法律法规放在眼里。如前面提到的曹梦炎，只因向元朝捐了一万石粮食，就被任命为浙东道宣慰副使，并免除徭役。针对这种情况，元代尚书左丞相乐实曾建议向江南的大户征税，并让他们每户至少出一个男丁当兵，以控制这些江南地主。然而，一年后他却以“扰乱旧章，毒害百姓”的罪名被处决。这说明这些江南地主的势力已经能够影响到元代的最高统治集团，他们简直就是手眼通天的“土皇帝”，根本谈不上“四等人”了。史学家孟森也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