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了向各国宣战的诏书。诏书中，慈禧历数西方列强的诸多罪行：
“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枭张，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礼横行，专恃兵坚器利，自取决裂如此乎！”
在表达完愤怒之后，慈禧最终说出那句鼓动人心的宣战口号：
“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
以此宣战诏书为转折点，清廷正式与西方诸国决裂，开启了中国与各国的战端。从今日的角度来看，慈禧太后的这次宣战简直匪夷所思。就算大清朝在康乾极盛时期，也不敢同时向周边各国宣战。而晚清贫弱交加、羸弱不堪，竟敢以一己之力向世界列强宣战，难道慈禧的脑袋被门挤了？要知道，就算是希特勒这样的战争狂人，也不敢同时向英、法、美、苏宣战。
慈禧的脑袋显然没有被门挤过，如此重大的国家决策，绝非慈禧一时愤起，一拍脑门儿就能擅自决定的。宣战之举，其实与当时中央权力格局、皇位争夺、派系斗争以及慈禧的统治方式等多方面因素有关。而具体到宣战一事的导火索，则牵扯到一封伪造的外交照会。
伪造的外交照会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5、6月份，义和团大量涌入北京，大举焚烧教堂、杀害教民，各国公使馆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大沽口外，各国军舰云集，八国联军更是想要从天津进军北京。此时，京城局势急速恶化，几近不可收拾的地步。对义和团是剿是抚，对列强是战是和，清廷已经没有多少时间考虑了。
6月16日至19日，慈禧在四天内连续召开四次御前会议，召集众臣商讨应对方案，以决定是战是和。16日的第一次御前会议上，主战、主和两派官员唇枪舌剑，激烈交锋，慈禧似有主战倾向，但最终未能决定。
6月17日，在第二次御前会议上，慈禧突然向群臣展示了一封外国照会，其内容有三条：“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钱粮。三、代掌天下兵权。”实际上这份照会尚有第四条，即“令太后归政”，但慈禧出于种种考虑未宣示群臣。各大臣听到照会内容无不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吓得顿首表示“愿效死力”。慈禧随后说道：“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予一人。”
第二次御前会议基本决定了慈禧的主战态度，因为照会要求显然已超过慈禧的承受底线，直接否定了慈禧的执政基础，要对其进行政治上的消灭，对于慈禧来说，这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和容忍的。所以此刻，慈禧终于露出了她的真面目：谁敢动我手中的权力，我就跟谁拼命，即使是洋人！
此后的两次会议中，以荣禄为代表的主和派已经不敢再行劝阻了，如荣禄所言，“若再分辩，视为叛逆矣”，可见其艰难处境。
在清廷宣战这一举动上，这封照会可谓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关于这封照会，后人争议甚多，多数谓是端郡王载漪伪造的，也有说纯系传闻，压根儿不存在。
据当时参加御前会议的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在其所着《崇陵传信录》中记载，照会是6月16日晚由江苏粮道罗嘉杰派遣其子递交给荣禄，再由荣禄呈交慈禧御览的。然而事后凭该照会向总理衙门和直隶总督查询均未得出处，因而恽毓鼎判断“其实某官轻信何人之言，各国无是说也”。
学者马忠文先生根据当时各相关官员的书信和日记中的记载考证后认为，罗嘉杰应该确实给荣禄提供了这样一条情报性质的消息，经荣禄呈交慈禧后，引起太后动怒，这基本是可以肯定的。
载漪集团乘势而起
伪造照会之举，后人多认为与端郡王载漪有关。虽无直接证据证明，但从动机、受益等多方面考虑，载漪显然是最大嫌疑人。载漪意图通过伪造照会来激怒慈禧，向诸国宣战，以此达到消灭国外势力对国内政治的干预，进而为废黜光绪、扶持其子溥？登基奠定基础。
这一切都要从戊戌政变后的中央权力格局和慈禧对外态度的转变谈起。戊戌政变后，英、日等国帮助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海外，已经引起了慈禧对洋人的不满。康、梁逃到海外后，成立保皇党，利用国外庇护着书立说，对慈禧极尽攻击辱骂，这一切都使得慈禧迁怒于洋人，对洋人怀恨在心。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9月21日，慈禧发布上谕，宣布重新垂帘于便殿“训政”，中央权力格局因而发生变化，光绪帝在戊戌政变之后丧失实权，不再受到慈禧信任，帝后关系日益紧张。或许是受到来自政变的打击，或许是慈禧动用了药物的手段，总之光绪帝的身体竟迅速地出现问题，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他的身体一整年时好时坏，至年底似乎有一病不起的迹象，而慈禧和后党官僚也开始忙着筹划废光绪帝和物色新的继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