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南巡到底花了曹家多少钱

三织造撑起帝家排场

作为自己曾经的伴读、保姆的儿子,曹寅之于康熙的意义非同一般。其父曹玺过世后,曹寅于内务府内轮值,曾任广储司、会计司、慎刑司郎中,经过此番管理培训生式的历练,加之二人的亲密关系,康熙将曹寅放到江南重要的织造位置上并不意外。更不要说,作为心腹,曹寅还担负着为皇帝打探情报、笼络人心的任务。

康熙二十九年(1690),曹寅先是出任苏州织造,三十一年(1692)转任江宁织造,其姻亲李煦任苏州织造。康熙三十六年(1697),康熙亲征噶尔丹大获全胜,曹寅适时上密折奏请康熙南巡。此番邀请时机正好,康熙三十八年(1699),距离上次南巡十年后,康熙再次启程。从这次南巡起,他的出行带上了艳羡江南的轻松之感,排场较之前也愈加宏大起来。

此后,料理康熙的南巡事宜变成了曹寅乃至李煦的重点差事。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四度南巡之前,康熙给江南三织造专门下了一道指示:“朕九月二十五日自陆路看河工去;尔等三处千万不可如前岁伺候。若有违旨者,必从重治罪。”结果是,三织造“一意孤行”将超标接待进行到底,皇帝也受之不却。南巡的排场在主仆的推拉中铺陈得越来越大,以第五次在扬州修建三汊河行宫最甚。

早在四十三年初,康熙在给曹寅的密折中就透露出“明春朕欲南方走走”的想法。十二月上,曹寅就反馈道,因两淮商民期盼圣颜,便“集资”在扬州高旻寺修建一座南巡行宫,自己不忍阻挠,如今快竣工了特来禀报。康熙回复:“行宫可以不必。”对曹寅的先斩后奏,他并没有生气。此前南巡,康熙驻跸在扬州的所有时间也不过十天左右,自打有了三汊河行宫,停留时间翻了一倍。

曹寅无疑是此次南巡的大赢家,未及返京,回程途中,康熙就下了一道谕旨:“因江苏织造预备行宫,勤劳诚敬,江宁织造曹寅加授通政使司;苏州织造李煦加授光禄寺卿。”除此之外,曹寅还领命刊刻《全唐诗》。将如此重要职位且可名留青史的差事一并托付给曹寅,康熙的信任与偏爱无须多言。

“虚热闹”与“真亏空”

据《清圣祖实录》记载:

所有巡狩行宫,不施采绩,每处所费,不过一二万金。较之河工所费三百余万,尚不及百分之一。

按照这笔预算,想达到以上盛景,是极难的。尽管权掌织造重点部门,又充当着皇帝耳报的角色,曹寅的固定工资不过每月105两银子外加五斗米。按他在奏折中的说法,三汊河行宫的修建是众盐商“顶戴皇恩”的自发行为,但其实,曹寅、李煦二人还各捐了二万两。在扬州,曹寅连同另两位大臣设宴摆桌,也是一大笔花销。皇帝也会给官员一些回礼,只是总共不过千余两银子的价值,荣宠象征更甚。

康熙六次南巡,前三次间隔5年、10年,从第三次开始,每隔两年便进行一次,频繁接待如此大型活动,让如曹寅等人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回血”。就算是以盐商名义建献的部分,日后多少也是要“回馈”回去的,是难言之隐,也是心照不宣。

曹寅和李煦等人办下的南巡差事,让乐于看到其治下盛景的康熙很是满意,但他也并没有幻想“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早在第三次南巡以后, 安徽布政使就被查出有亏空库银的事,原因是“为供办南巡所致”。曹寅忙活这一番,皇帝也心中有数:“曹寅、李煦用银之处甚多,朕知其中情由。”

为此,康熙陆陆续续给了曹寅不少“机会”。除了让曹寅和李煦轮流每两年兼一任两淮巡盐御史,还特批曹寅和弟弟曹宣负责采办五关(龙江、淮安、临清、赣关、南新)铜筋。这些肥缺每年大约可给曹、李二人带来58万两银子的盈余,除其中23万两需要拨充江宁、苏州两织造署充当经费,剩下的没有明指,但都全算作拨给两人弥补亏空。就像接驾所费没有一个明确的花销,曹寅和李煦到底亏下多少钱也是个谜。

秦淮残梦忆繁华

随着曹寅的母亲、康熙的保姆孙氏1706年去世,曹寅1712年去世,曹家失去了与皇恩最重要的两条联结,前途并不乐观。

按李煦的说法,到曹寅去世之时,江宁织造欠下的9万余两银子和两淮商欠钱粮23万加在一起,还有32万两的遗债。作为多年的搭档,李煦认为曹寅已经是“无赀可赔,无产可变,身虽死而目未瞑”。

而曹寅去世这年,他的独子曹顒19岁,此时江西巡抚、兼署理两江总督郎廷极上奏向康熙恳请将江宁织造一职继续派给曹顒。康熙应允,1713年1月曹顒便已上任江宁织造。这年年底,李煦将58万多两余银交给曹顒,曹顒不敢糊涂,便向康熙上奏,附明用途清单,其中21万两用于江宁、苏州织造基本花销,17000多两用于琐碎公用,23万两用于弥补盐差亏空;92000两用于曹寅遗留下江宁织造的亏欠,最后还剩下36400两。来年二月,曹顒想将这笔钱献给康熙以备养马之需,康熙对曹家的温情再次显露,说你父亲曹寅当日最挂念的就是亏空银两还不完,现在有余粮了你要好好经管,家用私债都是花钱的地方,临了还象征性表示“朕只要六千两养马”。

江宁织造才干了两年不到,在押运皇宫织品进京的路上,康熙五十三年冬(1714),21岁的曹顒就猝逝了。为了让曹家的香火延续下去,康熙再次施以援手,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初,谕令曹寅的侄子曹頫过继给曹寅当儿子,并承袭嗣父的官职。从曹玺到曹頫,曹家在江宁织造上“世袭”三代,历经半个多世纪。对曹寅的后代,康熙皆念在“尔父出力年久”,都算做过不错的安排。

虽安排好了曹頫,但维系在曹家和康熙之间的纽带似乎越来越不牢靠。曹頫跟康熙来往的奏折都是只作简单工作汇报,语气恭敬谨慎。康熙对此多是回复“知道了”,却也免不了埋怨“你家中大小事为何不奏闻”。当年和曹寅往来密折时的“体己话”在他的接班人身上,康熙似乎再也感受不到了。再加上曹寅治下到底亏空多少,本身就是一笔糊涂账,内务府不断爆出新查证的亏空数额消磨着皇帝的耐心。到1715年前后,曹寅身故后曹家应负担的债务又变成了60万两,整整翻了一倍。

康熙在位最后几年,已经对曹頫一些表现不甚满意,曹頫的问题已经不是能不能补上曹寅时代的亏空,而是其治下的江宁织造也爆出了诸多问题。至雍正,最是讲究纪律严明,对待包衣的态度也远不似康熙,对其尽是苛评。

但雍正并非仅出于不待见曹頫而惩办,其实也给过他机会。雍正二年(1724)正月,新帝答应给曹頫三年时间清补亏空。但曹頫本身在江宁织造任上并无太多建树,亏空连年不减反增,在人参售卖等事上也处理不当。所有这些加在一起,终于等来雍正五年(1727)十二月对其正式下旨抄家的通知。

此时距康熙最后一次南巡,不过二十年而已。人们似乎还没有从三汊河行宫那为了圣祖51岁生辰燃放烟花的美景中回过神来,就要开始为曹家的没落而唏嘘不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