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承丧乱之后，国用充足；明中叶以降，社会经济大发展，尤其是大航海时代开启后，王朝繁荣程度进一步提高，可国用却经常不足。自弘治开始，士大夫在奏疏里经常提到“国初赋税充足，现在不足”。这究竟是何原因所致？
海瑞出局
1569年，海瑞出任应天巡抚，其辖区主要为南直隶江南地区，此地乃明王朝最富饶之域，亦为国家财富要地，近四分之一税赋与漕运起运物资皆源于此。海瑞到任后发现，百姓将自家良田投献给有权势的大户，而赋役征派的都是贫家小户，还发现苏州、常州、松江三府官绅世家众多，这些人想尽办法兼并土地，应缴税赋能转嫁则转嫁，不能则拖欠。这不仅使百姓更贫困，还使国家赋税大量流失。这些士大夫通过联姻、师承、讲学等方式织成了庞大的网络，牵一发而动全身。海瑞自然要有行动——拿徐阁老家开刀，似乎是最合适的。
此时的徐阶是退职居家的大学士，也是名满天下的阳明学传人，或许还是江南首富。1547年，时任吏部侍郎的徐阶长子成婚，徐阶向弟弟借钱才办了一场体面的婚礼。而等到1569年，徐阶竟坐拥田产20万亩，仅华亭的田租就有13000石，商铺众多、纺织业规模庞大。
海瑞最初是抱着商量的态度，建议徐阶退还半数田地。但徐阶称自己没有那么多田，很多是别人恶意挂在自己名下的。海瑞再次商量，徐阶依旧不听。徐阶开始动员人让海瑞下台：给事中戴凤翔弹劾海瑞，称其一系列措施给江南带来了大问题。吏部对海瑞做出了调整，这便是历史上知名的海瑞罢官。
张居正的努力
针对土地集中与税赋转移的问题，天顺年间，苏州知府杨贡尝试进行清丈（仔细丈量土地），但因大族富豪抵制，压力过大而结束；海瑞在江南的退田，也遇到了盘根错节的困难。万历六年，因言官奏请，张居正要求在全国清丈田土，计划万历十年完成。
清丈开始后，部分藩王支系选择闹事赴京，一度打起黄旗，上书“拦挡者斩”。事态严重，万历严惩闹事者，并明令敢于阻挠清丈，不分宗室、宦官、军民，据法重处，这才平息了风波，也震慑了各地藩府势豪。为了推进政策，张居正先从自己开刀，主动放弃优免权（有74石，但各种混入有640石），与百姓一体当差。
到万历十年，全国基本完成清丈，新增地亩总额多达180万余顷，扩大了税基，自然也就减轻了税赋，而且土地确权后，税赋更加均衡。但这一系列行动对既得利益群体触动太大。
万历皇帝没有通过完善国家基础数据库扩大税基来增加收入的决心，也没这样的人力。他选择了从一派繁荣的经济领域入手，让亲信太监去各地开矿、在各节点征税，也就是史书所说的“矿监税使”。根据后来的记载，矿监税使引起了巨大的负面问题，甚至和王朝灭亡挂钩。但矿监税使也确实为朝廷征收到了税收，正是这一积累，在天启初年，能够有1000多万两的内帑投入辽东战场以应对危机。
结构性缺钱
后来尝试救世的是孙传庭。进入陕西后，孙传庭便开始了他的“清军清屯”，几个月的时间即见效果：一番操作后，西安卫营“凭空变出”万余名士兵，以及这么多人一年多的饷银。朝廷没出一分钱，只是清理地方积弊就解决了兵饷问题，实现了“以秦兵卫秦地，以秦饷养秦兵”的目标。
孙传庭认为他的举措是在一定程度上恢复祖制，也就是让卫所能够提供兵员和粮草。这又是一项面临巨大阻力的方案。孙传庭明确指出：“权贵、豪强、衙蠧、学劣与各项奸徒，百计阻挠……贻国家以单弱，此其为人毒犹逾于流贼，而奸更甚于细作。”他的调整最终也没完全实现，战死潼关或许是他最好的归宿。
辽东战争开始后，西北边军半两银子的月饷经常停发，山西民众的税粮一次次加派，而富裕的张岱却在泰山过着一人一餐一两银子的奢靡生活。明王朝的缺钱是结构性的，自然也就只有结构性的改革才能改变。而不均的税赋遇上推不动的改革，终究导致国家财政困难。当延绥吃不饱肚子的军人与民众揭竿而起的时候，天下贫民云集响应，明王朝风雨飘摇，而曾经的既得利益者与他的王朝会被一同扫进历史的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