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心术其来有自
唐玄宗如此猜忌、提防宗室诸王，有深刻的历史原因。自六朝以来，皇室诸王争位便成为难题。隋朝晋王杨广夺太子杨勇正嫡之位广为人知，入唐之后，自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始，历代皇帝登位都是以力取之，没有一个嫡长子当太子后顺利即位，此种情形一直持续到玄宗朝。
以岐王李范为代表的玄宗兄弟辈是首要打击和限制的对象，他们不仅在政治上成了废人，日常生活也不是很如意，时常被皇帝干扰。玄宗为示亲密，在皇宫兴庆宫西侧胜业坊、安兴坊给四个兄弟兴造住宅，又在兴庆宫西南造起两座高楼，花萼相辉楼和勤政务本楼，站在楼上可以看见诸兄弟的宅第。玄宗有时会把兄弟们召到楼上饮宴，有时也会突然驾临他们宅中，与兄弟赋诗饮酒、赐以钱物。再加上玄宗曾下诏令，诸王不许与外官擅自交往，久而久之，高官贵人绝迹于诸王之门，岐王李范的心情与境遇可想而知。
那么到玄宗儿子这一辈，为什么不采取同样的表面优容、暗地限制之策，你好我好大家好，而是选择一禁了之一刀切呢？大概与“杀三王”事件有关。三王指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玄宗对这三个儿子本来十分疼爱，后来武惠妃受宠，谋求使其子寿王李瑁夺走太子之位，日夜在玄宗面前挑拨离间，使玄宗与太子关系日渐疏远。武惠妃以宫中有贼为由，请太子李瑛与鄂、光二王领兵入宫保卫皇帝，李瑛与二王闻讯准备入宫，武惠妃转头向玄宗诬陷李瑛三人图谋逼宫夺位，玄宗由此震怒，把三个儿子废杀，史称“杀三王”事件。此事虽有武惠妃挑拨离间的因素，但最终使玄宗做出杀子举动的，恐怕还是他内心深处无日或忘的对宗室造反的提防。
“杀三王”之后，玄宗对儿子、孙子们的管制更加严格，彻底禁绝他们与外官来往，杜绝一切逼宫夺位的可能，保证后代皇位传承的安全和顺利。
宅院深深隐患无穷
玄宗如此不近人情的做法使兄弟和儿孙们噤若寒蝉，岐王李范昼夜不自安，精神压力可想而知。开元十四年（726），李范一病不起，不久去世，年仅四十岁。玄宗一向标榜自己友爱诸兄弟，李范一死，他故作声势“哭之甚恸”，辍朝三天，并亲自为这个名满天下的文人弟弟追福，手书《老子经》，还一连十几天不吃不喝，在百官劝说下才恢复正常。
李范只有一个儿子李瑾，作为偏枝宗室，李瑾自幼生活在压抑的环境中，连父亲那点文人雅好都懒得保持，沉湎于酒色，大概在李范去世前就暴病而死。玄宗不得不从五弟薛王李业诸子中挑了一个叫李珍的继承岐王爵位。后来，李珍意外卷入一场谋反案，立即被唐肃宗夺爵赐死，岐王一枝绝嗣，王宅也陆续变卖，那座充满着盛唐诗韵的岐王宅也就此湮没在历史长河中。
宗室诸王进入十王宅、百孙院之后，不准再像以前那样到各地州镇担任实职，也不准参加科举出仕为官，简而言之就是切断了一切与权力的联系，空顶着皇室子弟的尊崇之名。随着时间拉长、人数增多，皇帝渐渐没有什么精力管理子孙，便把管理职能交给专门的衙署，由宦官代为管理。宦官管理的时间长了，竟然对皇子皇孙们形成畸形的控制，皇室男女想择求婚配，要先向宦官提出申请，通过他们向皇帝呈报。
唐玄宗也被这一制度反噬。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出逃蜀中，太子李亨在马嵬坡与父亲分道而行，跑到灵武自立为帝（即唐肃宗），把玄宗硬生生逼成太上皇。肃宗平定安史之乱后迎玄宗回长安，起初假惺惺地百般尊奉孝敬，后来发现太上皇有与大臣恢复来往的迹象，毫不犹豫地把七十五岁的老父亲软禁到西宫，玄宗至死再未出宫门一步，在思念杨贵妃的愁思中去世。在争夺皇位与尊重父亲的两难选择中，李亨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一点父子情分都不顾，与反人性的十王宅、百孙院制度不无关系。
令人深思的是，唐朝后世诸帝虽然意识到十王宅对宗室诸王的伤害很大，但并未调整政策，而是选择继续执行，一模一样、完完全全、坚持不变。大概皇位传承着实令人头疼，谁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哪怕旧制有很大弊端，只要能防止诸子争位，就硬着头皮继续干。这么一执行就是一百多年，一直到唐朝灭亡，唐朝宗室子弟都沦为笼中之鸟，再不复初唐盛唐时代宗室诸王的威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