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春运”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周朝时，“春运”就已展露雏形，只不过，那时的古人还保留着安土重迁的思想，“春运”大军主要是以官员和商人为主，并不像现代这样集结了各行各业的工作者。
因为流动人口少，所以古代社会的“春运”规模比现在小得多。不过，古代“春运”的艰难程度可以用“劈波斩浪”“负芒披苇”来形容。落后的交通运输条件逼得古人只能在马车、牛车、骡车、船舶中选择长途交通工具，万一囊中羞涩，只能本着“交通基本靠走”的精神，甩开膀子，迈开步子，靠着步行回家过年。这效率自然可想而知。
说到这里，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奇怪，既然古代的交通条件这么糟糕，古人为什么还要费这么大的周折，非得在春节回家呢？
古人选择春节回家，或许与一个传说有关。相传，有一种怪兽叫“年”，它总是在每年的最后一天出来为害人间。因此，人们在每年的最后一天，都要一家人聚在一起“守岁”，以便在“年”到来时，可以发挥人多力量大的优势，齐心合力将“年”赶走。
随着“年”的习俗日益被重视，古人的“春运”也就正式提上了日程。而对“春运”模式下的种种难题，其中首先需要古人解决的，就是令人仰天长叹的“行路难”问题。
秦朝时，秦始皇将全国性道路交通网的建设列为国家重点工程。史书上记载：“为驰道于天下……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如此高规格的工程，对运输条件的改善自然不是一星半点。
虽然，秦始皇修筑“秦驰道”，本意是想要发展军事，但客观上确实缓解了一部分“春运”压力。遥想当年先贤孔子，带着一众弟子周游在列国之间，这幅场景宛如现代文青们向往的“车马很慢，书信很远”，唯有当事人孔老夫子才能切身体会到路途之颠簸，前路之漫长。可不管前路多么艰险，都挡不住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带着梦想离开家乡，然后在岁末年尾组成新的“返乡”大军。
明代文学家杨慎之父杨廷和，曾在京城国子监求学多年。有一次，杨廷和心血来潮，赶在春节前回四川老家，结果遇到了“春运”高峰，他不得不先步行到通州大运河乘船，一路上又多次换船，兜兜转转大半个月才回到家。
这也难怪千百年来，文人墨客的诗篇中，“乡愁”总是不变的主题。乡愁让人充满回家的欲望，但一句“回家过年”对古人来说又何其艰难。除了要忍受糟糕的交通条件，古人还得防范一路上未知的风险，一不留神便有性命之忧。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新任四川荣昌知县的张懋带着七名随从长途跋涉赴任。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到达荣昌城后，他看见的是几乎空无一人的死城。正当一行人纳闷儿的时候，身边草丛里突然传来一声虎啸。众人尚未反应过来，一群猛虎已扑向张懋等人。最终，张懋在仆人们的奋力营救下好不容易虎口脱险，惊魂初定之时清点人数，却发现仆人已有五人命丧虎口。这可真是古代版的《无人区》和《夺命公路》。漫漫回家路上，如此种种的风险再加上“难于上青天”的交通条件，让千百年来无数漂泊在外的游子，只能在春节期间将愁寄托于明月、清风、乡音、归鸿……百转千回，诉说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