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的“春运囧途”

说起“春运”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周朝时,“春运”就已展露雏形,只不过,那时的古人还保留着安土重迁的思想,“春运”大军主要是以官员和商人为主,并不像现代这样集结了各行各业的工作者。

因为流动人口少,所以古代社会的“春运”规模比现在小得多。不过,古代“春运”的艰难程度可以用“劈波斩浪”“负芒披苇”来形容。落后的交通运输条件逼得古人只能在马车、牛车、骡车、船舶中选择长途交通工具,万一囊中羞涩,只能本着“交通基本靠走”的精神,甩开膀子,迈开步子,靠着步行回家过年。这效率自然可想而知。

说到这里,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奇怪,既然古代的交通条件这么糟糕,古人为什么还要费这么大的周折,非得在春节回家呢?

古人选择春节回家,或许与一个传说有关。相传,有一种怪兽叫“年”,它总是在每年的最后一天出来为害人间。因此,人们在每年的最后一天,都要一家人聚在一起“守岁”,以便在“年”到来时,可以发挥人多力量大的优势,齐心合力将“年”赶走。

随着“年”的习俗日益被重视,古人的“春运”也就正式提上了日程。而对“春运”模式下的种种难题,其中首先需要古人解决的,就是令人仰天长叹的“行路难”问题。

秦朝时,秦始皇将全国性道路交通网的建设列为国家重点工程。史书上记载:“为驰道于天下……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如此高规格的工程,对运输条件的改善自然不是一星半点。

虽然,秦始皇修筑“秦驰道”,本意是想要发展军事,但客观上确实缓解了一部分“春运”压力。遥想当年先贤孔子,带着一众弟子周游在列国之间,这幅场景宛如现代文青们向往的“车马很慢,书信很远”,唯有当事人孔老夫子才能切身体会到路途之颠簸,前路之漫长。可不管前路多么艰险,都挡不住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带着梦想离开家乡,然后在岁末年尾组成新的“返乡”大军。

明代文学家杨慎之父杨廷和,曾在京城国子监求学多年。有一次,杨廷和心血来潮,赶在春节前回四川老家,结果遇到了“春运”高峰,他不得不先步行到通州大运河乘船,一路上又多次换船,兜兜转转大半个月才回到家。

这也难怪千百年来,文人墨客的诗篇中,“乡愁”总是不变的主题。乡愁让人充满回家的欲望,但一句“回家过年”对古人来说又何其艰难。除了要忍受糟糕的交通条件,古人还得防范一路上未知的风险,一不留神便有性命之忧。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新任四川荣昌知县的张懋带着七名随从长途跋涉赴任。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到达荣昌城后,他看见的是几乎空无一人的死城。正当一行人纳闷儿的时候,身边草丛里突然传来一声虎啸。众人尚未反应过来,一群猛虎已扑向张懋等人。最终,张懋在仆人们的奋力营救下好不容易虎口脱险,惊魂初定之时清点人数,却发现仆人已有五人命丧虎口。这可真是古代版的《无人区》和《夺命公路》。漫漫回家路上,如此种种的风险再加上“难于上青天”的交通条件,让千百年来无数漂泊在外的游子,只能在春节期间将愁寄托于明月、清风、乡音、归鸿……百转千回,诉说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