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家训有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就是他的教育对象并不只是他的孩子们。像他的家书，其中有很多都是写给他那几个飞扬跋扈的弟弟的。
他在家书里对他的弟弟说：“居官以坚忍为第一要义。与官场交接，吾兄弟患在略识世态而又怀一肚皮不合时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软，所以到处寡合。”
那么，曾国藩自己面对上级、面对领导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是一个装孙子的人呢？
跟皇上叫板
咸丰刚上台的时候还是挺自信的，让大臣们对朝政大事提建议，甚至对他个人提意见也没关系。咸丰元年（1851年）的5月，曾国藩上了一篇名为《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的奏折，批判锋芒直指咸丰皇帝本人。光写奏折还不算是曾国藩的惊人之举，惊人的是他怕这道奏折湮没在众多的奏折中又被忽视，等到第二天上朝的时候，他出班奏事，就当着满朝文武，把这个奏折当场背了出来。
曾国藩批评咸丰帝主要有3条内容：第一条，曾国藩批评咸丰苛求小节，疏于大计，应“防琐碎之风”。就是说你上台之后，尽盯着细芝麻、烂谷子的那些琐碎小事。第二条，曾国藩批评咸丰文过饰非，不求实际，应“杜文饰之风”。这一条，曾国藩举了个很有说服力、也是很有杀伤力的例子。他说你一上台，就摆出一副低姿态，表面上是广开言路，让大家提意见和建议。可等大家提了很多合理化建议之后，你的表现又是什么呢？“大抵以‘知道了三字了之。”第三条，曾国藩批评咸丰刚愎自用，骄傲自满，应“防骄矜之风”。这是说咸丰什么功业还没建呢，居然就很骄傲了。曾国藩就此举了个更具杀伤力和侮辱性的例子。他说咸丰刚登基不久就刊印出版了一部个人诗集，这简直就是不知天高地厚。
幸亏大学士祁藻、左都御史季芝昌出班跪求，尤其是祁藻说了句关键的话，他说“主圣臣直”，有贤明的君主，才有忠直的臣下。这一绕，总算把咸丰给绕进去了。他最后好歹算是饶了曾国藩，没有治他的罪。
曾国藩在江西带兵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久攻长江重镇九江不下，又被石达开打得到处逃窜，紧接着他手下最重要的心腹大将塔齐布和罗泽南又先后战死，曾国藩在江西是惶惶不可终日。
刚好，1857年2月，他爹在湖南老家去世了。曾国藩在江西战场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刻上了一道说明情况的奏折，回老家奔丧去了。
咸丰这一下急了，立刻下旨责问他怎么能擅离职守呢？
曾国藩也立刻写了道奏折，说上次我妈死了，我本来应该在老家丁忧，也就是守三年孝的，你非让我出来跟太平军打仗，我就出来了，这叫夺情赴任。现在我爹死了，我总不能还不回家丁忧吧？据我所知，本朝还没有两次夺情的大臣呢！要是你实在想让我出来做事，那你就给我江西巡抚的位置。
刚好这之前太平天国内部发生了着名的天京内乱，在江西作战的石达开率部回南京了，江西战场的压力一下子轻了很多。于是咸丰很强硬地回复曾国藩说，想要官啊，我不给！不过你要是想辞官，我倒是可以批。
叫板的苦衷
曾国藩写意见，还当着满朝文武当堂大背意见书，差点儿惹毛了咸丰，这事儿让熟悉曾的人都大出意料之外。因为大家都知道，曾国藩平常是个非常谨慎的人，不至于这么极端。曾把这篇骂皇上的表章亲手抄了一份，让人送回湖南老家给他爹看。
可真正奇怪的是，曾国藩要上表，要给皇帝提意见，他干嘛还把这意见手抄一份送回湖南老家呢？事实上，曾国藩还就是要搞得人尽皆知，尤其是要让他那帮湖南老乡人尽皆知。
原来，曾国藩之所以冒死上谏，是因为他有一帮湖南老乡，也就是湖南籍的一帮读书人，像后来追随他的罗泽南、郭嵩焘这些人，这时候都在指责他。指责他什么呢？指责他尸位素餐，明哲保身，没能体现湖南忠臣的血性。
曾国藩向来以理学传人自命，平生最喜欢说的就是“忠”“诚”二字，这被人指责为尸位素餐，不就是假道学了吗？果然，曾国藩这一招轰动天下，人人称赞他是敢于直谏的忠臣，而那帮湖南老乡也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从此唯曾国藩马首是瞻。
第二件，他在江西战场撂挑子，借此要挟咸丰帝，要江西的地方行政大权。这看上去有伸手要权、玩弄权术之嫌，但实际上曾国藩确有不得已的苦衷。
当初，曾国藩攻下武昌的时候，咸丰一开始高兴至极，等到祁藻说了一句曾国藩以一个告假在家的汉人官员的身份，登高一呼，四方响应，这恐怕不是一件好事。咸丰立刻像有一盆凉水兜头盖顶地浇下来，当时就说了句：“走了半个洪秀全，又来了一个曾国藩！”那就是要满汉相防，要防着曾国藩了。所以最终咸丰一生，都时刻提防着曾国藩。曾国藩在江西打仗，咸丰却不给他实职，以致曾国藩因为没有地方上的行政权，经常断粮断饷，湘军几乎要维持不下去。
刚好他爹死了，他回家奔丧，没想到咸丰老板也是个牛人，还就跟这个不可或缺的曾员工耗上了，导致曾国藩骑虎难下，最后只得在家憋了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