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馆”化险为夷
“李公馆”是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今黄陂南路374号）的一部分。树德里共两排9幢石库门房屋，坐北朝南，砖木结构，清水外墙以青砖为主体、红砖作点缀，砖缝间镶嵌白色粉线，黑漆大门配着一对沉甸甸的铜环，门框四周用米黄色石条围成，门楣上部有拱形堆塑花饰，呈现鲜明的海派建筑风格。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李公馆”客厅召开。出席者有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留日学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因陈独秀在广州筹款办学、李大钊在北京领导教职员反对北洋政府拖欠教育经费均未能与会。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也出席会议。大家围坐于客厅长餐桌四周，室内没有特别布置，陈设简单，气氛庄重。
7月30日晚，举行中共一大第六次会议，原定议题是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领导机构。会议刚开始，一个陌生中年男子突然闯入，环视一遍在场者后说声“对不起，我找错了地方”，匆忙退出。秘密工作经验丰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断定此人是密探，建议立即休会，大家迅速分散离开。
代表们撤出“李公馆”仅10多分钟，门外就传来刺耳的警笛声，接着出现了两辆巡捕房警车。
在附近纳凉的一些居民，惊恐地张望着。有人轻声叹息：“李公馆肯定出了大事啦！”有人感到不解：“李家是有一定身份的，竟然也会飞来横祸！”有的人则自言自语：“看起来，这像是要倒霉啦！”总之，他们都觉得“李公馆”难逃一劫。
凶神恶煞般的巡捕和密探闯入“李公馆”后，法籍警官打量了一下，马上厉声质问：“谁是这房子的主人？”
李汉俊回答：“我就是。”
“你们刚才开什么会？”
“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谈编辑‘新时代丛书的事情，并不是开会。”
“为什么家里藏着这么多书？”
“我是教员，这些书是为了参考、研究用的。”
“为什么有许多社会主义书籍？”
“我兼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什么书都要看看。”
“那两个外国人是什么人？”
“他们是英国人，是北京大学的教授。这次暑假到上海，常来这里聊天。”
……
经李汉俊用熟练的法语泰然应对，这些家伙的气焰有所收敛。既然是出版机构，出出进进的人自然不会少；编辑与不同思想倾向的作者坐在一起，谈谈约稿和出版方面的事，也是顺理成章的。法籍警官觉得没借口和没必要深究，就折腾一下，不了了之。包惠僧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几个问题》回忆，在巡捕们离开之后，他曾前往探视情况，李汉俊告知：“我对他们说是北大几个教授在这里商量编现代丛书的问题。侥幸的是一份党纲放在李书城写字台抽屉里，竟没被发现。”由于机智地利用新时代丛书社作掩护，使中共一大会址化险为夷，撤离的代表们也避免被追踪。当然，新时代丛书社并非仅是一个空名，它后曾推出多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如今这套“新时代丛书”仍能在上海图书馆找到。
再说那些在不远处窥探的居民，见“李公馆”最终竟安然无恙，他们都猜不透原因，感到非常奇怪。
转移到嘉兴南湖
7月30日深夜，天空中的一大片乌云慢慢消散。从“李公馆”出来的代表们，陆续聚集于老渔阳里2号。李达和妻子王会悟已在这里住了较长时间。
代表们都觉得，巡捕房对“李公馆”的侵扰，虽未造成大的损失，但那里肯定会被监视，已不再安全。在商议时，王会悟提出可去她熟悉的浙江嘉兴，在南湖租用一艘游船继续开会。这个建议被采纳。于是，中共一大的最后一天会议，就转移到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
中共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犹如一轮红日冉冉升起于东方，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