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了，我是大错特错了！”父亲细瞧着我们几个孩子因吃野菜而水肿不堪的青黄色的脸，迭声说他错了。
“你说你什么干错了？”母亲小心翼翼地问。
父亲用很低沉的声音回答：“也许我十二岁那一年就不该闯关东……我猜想，如今老家的日子兴许比城市的日子好过些。就是吃野菜，老家能吃的野菜也多啊……”
父亲要回老家看看。如果老家的日子比城市的日子好过些，他就将带领母亲和我们五个孩子回老家，不再当建筑工人，重新当农民。父亲的这一念头令我们感到兴奋，也给我们带来希望。
野菜也好，树叶也好，哪里有无毒的东西塞满我们的胃，哪里就是我们的福地。父亲的话引发了我们对从未回去过的老家的无限向往。母亲对父亲的话很不以为然，但父亲一念既生，便会专执此念，任何人也难以使他放弃。
母亲很有自知之明，便预先为父亲做动身前的种种准备。父亲要带一个儿子回山东老家。在我们——他的四个儿子之间，展开了一次小小的纷争。最后，父亲做出决定，庄严地对我说：“老二，爸带你回山东！”
老家之行，印象是凄凉的。对我，是一次希望的破灭；对父亲，则是一次心理上和感情上的打击。
老家，本没亲人了，但毕竟是父亲的故乡。故乡人，极羡慕父亲这个挣现钱的工人阶级。故乡的孩子，极羡慕我这个城市的孩子，羡慕我穿在脚上的那双崭新的胶鞋。故乡的野菜，还塞不饱故乡人的胃。我和父亲路途上没吃完的两个掺面馒头，在故乡人眼中，竟是上等的点心。父亲和我，被故乡那种饥饿的氛围促使，竟忘乎所以地扮演起“衣锦还乡”的角色来。父亲第二次攒下的三百多元钱，除了路费，东家给五元，西家给十元，以“见面礼”的方式，差不多都救济了故乡人。我和父亲带了一小包花生米和几斤地瓜子离开了故乡……到家后，父亲开口对母亲说的第一句话是：“孩子他妈，我把钱抖搂光了！你别生气，我再攒……”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用内疚的语调对母亲说话。母亲淡淡一笑：“我生啥气呀！你离开老家后，从没回去过，也该回去看看嘛！”仿佛她对那被花光的三百多元钱毫不在乎。
但我知道，母亲内心是很在乎的，因为我看见，母亲背转身时，眼泪从眼角溢出，滴落在她的衣襟上。
那一夜，父亲叹息不止。两天后，父亲提前回大西北去了，假期内的劳动日是发双份工资的……父亲始终信守给自己规定的三年探一次家的铁律，直至退休。父亲是很能攒钱的，母亲是很能借债的，我们家的生活，恰恰特别需要这样一位父亲，也特别需要这样一位母亲，正所谓“对立统一”。
在我记忆的底片上，父亲愈来愈成为一个模糊的虚影，三年显像一次。在我的情感世界中，父亲愈来愈成为一个我想要报答而无力报答的恩人。报答这种心理，在父子关系中，其实质无异于溶淡骨肉深情的缓释剂。它将最自然的人性、最天经地义的伦理，平和地扭曲为一种最荒唐的债务。
父亲第四次探家前，我到北大荒去了。之后的七年里，我再没见过父亲。我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和父亲同时探家。在我下乡的第七年，连队推荐我上大学。那已是第二次推荐我上大学了。那一年我已经二十五岁了。
我明白，录取通知书没交给我之前，我能否迈入大学校门，还是一个问号。连干部同意与否，都至关重要。我曾当众顶撞过连长和指导员，我知道他们对我耿耿于怀，因此我忧虑重重。几经彻夜失眠后，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告知父亲我已被推荐上大学，但最后结果尚难以预料，请求父亲汇给我两百元钱。我还告知父亲，这是我最后一次上大学的机会。我相信我表达得很清楚，父亲明白我为何需要这么多钱。可信一被投进邮筒，我便追悔莫及。我猜测父亲要么干脆不给我回音，要么会写封信狠狠骂我一通。按照父亲做人的原则，他绝不能容忍他的儿子为此用钱去贿赂人心。没想到父亲很快就汇来了钱，两百元整，电汇。汇款单的附言栏内，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错别字：“不勾（够），久（就）来电。”
当天，我就把钱取回来了。晚上，下着小雨。我将两百元钱分装在两个衣兜里，一边一百元。我双手都插在衣兜，紧紧捏着两沓钱，先来到指导员家，在门外徘徊许久，没进去。后来到连长家，我鼓了几次勇气，猛然推门进去了。我支支吾吾地对连长说了几句不着边际的话，立刻告辞，双手始终没从衣兜里掏出来，两沓钱竟被我捏湿了。
我缓缓地在雨中走着。那时候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响起：“老梁师傅真不容易呀，一个人要养活你们这么一大家子！他节俭得很呢，一块臭豆腐吃三顿，连盘炒菜都舍不得买……”这是父亲的一位工友到我家对母亲说过的话，那时我还年幼，虽然长大后忘了许多事，这些话却始终铭记在心。我觉得衣兜里的两沓钱沉甸甸的，像两大块铅。我觉得我的心灵那么肮脏，人格那么卑下，动机那么可耻。我走出连队很远，躲进两堆木料之间的空隙，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我哭自己，也哭父亲。父亲为什么不写封信骂我一通啊？一个父亲的人格的最后一丝光彩，被儿子抹去了，就如同一个泥偶毁于一摊脏水。而这摊脏水是由儿子泼在父亲身上的。这是多么令人悔恨、令人伤心的事啊！第二天抬大木时，我坚持由三杠换到二杠——负荷最重的位置。当两吨多重的巨大圆木在八个人的号子声中被抬离地面，当抬杠深深压进我肩头的肌肉，我心中暗暗呼应的却是另一种号子——爸爸，我不，不……
那一年，我如愿上了大学，连长和指导员并未从中作梗，还把我送到了长途汽车站。和他们告别时，我情不自禁地对他们说了一句：“真对不起……”他们默默对望了一眼，不知我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那个漆黑的、下着小雨的夜晚，将永远地保留在我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