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村口，人们会联想到大石壁啊，大槐树啊，或是碾盘啊，辘轳水井啊，似乎村口都是诗情画意的。但我家乡的村口，却没有那些景致，甚至在我看来还带着些许忧愁。
家乡是个小村，隐藏在塞北山区的皱褶中。每到周六下午，母亲就挎筐执镰，领着我走出村口，早早来到位于东南山脚下的那块自留地。母亲侍弄菜园，我在旁边玩耍，待夕阳快要没入云霞时，母亲和我会不时地望向山头的羊肠小道。
大姐该回来了。尽管山道弯弯，林木葱葱，但这么走便近了许多。大姐在外面上中学，因为家里太穷，坐不起班车，再说那时也没有通过我们村的班车，大姐每次都走这条小路回家。看到大姐从山道下来，我一溜烟儿地迎上去，接过她的书包或兜子。其实我惦记着的是大姐带回来的白馒头，那是大姐在学校不舍得吃，特意留给我的。那时我这个小馋猫只长了吃心眼儿。母亲心疼得直拍大姐的肩膀，叮嘱她以后可不许在吃上省了。大姐点头，那饿那累，早被母亲的嗔怪所冲淡。
就这样，我们母女三人经那村口返回家里。那村口是令母亲心疼的村口。那村口的石板桥承载着大姐求学的艰辛，更承载着母亲连绵不断的惦念。
后来，一条贯通南北的公路从石板桥边经过，还在桥头设了站点儿。村口也成为村里人南来北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伴着那淙淙流淌的小河水，伴着那轻轻摇曳的杨树叶，村口默默地目送人们远去，静静地迎接人们归来。但在村口无声的记录里，总有母亲的身影。
一次是大姐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把男朋友带回家来与父母见面。临走时，母亲送到村口。在目送班车远去的那一刻，我发现母亲抬手抹起了眼泪。那时我已逐渐懂事儿，尽管大姐工作后经常回家，但这一走却有所不同。她该经营自己的小家了，母亲有不舍，有担心。
再一次是母亲送我上师专，我透过班车后窗回头张望，看到母亲在不停地向我挥手。那一刻，我鼻子发酸，母亲年事已高，白发早现，双腿时有疼痛，却依旧辛苦操劳。母亲却时常安慰我不要惦记家里，只管用心学习。
村口，是母亲的村口，它连着母亲的心头。因为她明白，只有儿女走出这个村口，才会有出息。我每次从这个村口往返，觉得母亲总在向我摆手，正是那摆手，才使我在外面不至于迷失。那村口，装着母亲的思念，也盛着母亲的幸福。
后来父亲病故，母亲的身体也越来越差。那几年，母亲坐在炕上，大腿、膝盖和脚用被子盖着，身后倚着枕头，有时胳膊肘靠到窗台上，眼睛紧盯着院门口儿。这时母亲的“村口”变成了老家的院门口。
那院门口极其简陋，没有门楼，只是两边墙垛各立一根木桩子，荆条编的栅栏算是门。所以，老家的大门口是单调冷清的。只有墙角椿树上飞落的鸟雀，以及摇头晃脑的树梢儿，似乎懂得母亲的心思。别看这门口小，却连着她的心门。因为她知道儿女会从院门口进来。
我每回提着东西从院门口进来，都要走到窗前，先和母亲对视一下。有时母亲坐着打盹儿，也许是心灵感应，只要我在窗前一站，她立马睁开眼睛，脸上的皱纹便舒散开来，漾起笑容。待我走时，也是站到外面窗前，再和母亲对视。母亲胳膊抬不高了，只是搭在膝盖上冲我摆动一下，那意思是说走吧。等我到院门口，再向窗子里的母亲挥挥手，看到她点头后，我才迈开脚步，走向村口的桥头。
那院门口，是离母亲最近的一个“村口”，后来连这样的村口也消失了。因为母亲已经神志不清，坐都坐不住了，只能浑浑噩噩地躺在炕上。我清楚，躺在炕上的母亲，即使在沉睡中，心里依然有村口。那村口，就是她一生的守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