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想起来，我第一次发现它，大约是在3年前一个闷热的傍晚，在下城6号地铁第3节车厢，刚离开28街站可是还没有进入23街站，背靠着中间车门，正没有什么目的也没有任何意识地抬头遥望对面车顶之下一张张医治脚气、隆胸、减肥广告的一刹那，我突然发现其中两行诗：先生，你也凶悍我也凶悍/可是谁来写谁的墓志铭？
这首诗的作者是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瑟夫·布罗茨基。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首经过本人特许之后首次在纽约地铁上发表的诗作。
我同时发现，这些车厢中一系列的诗歌还有一个称号：流动的诗。它们是纽约市捷运公司和美国诗会合办的，要献给所有的乘客。连我这个从来没有写过诗，而且只不过极其偶然才读几首诗的乘客，都感动地设法利用乘车的有限时间，去看、去默记几首短诗，或者一首较长诗作之中的几个短句：你问我在想什么/在我们是情人之前/答案很简单/在我认识你之前/我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想。
地铁和公交车上有诗，我觉得这是纽约市捷运公司将地铁和公交车全部冷气化之后所做的最伟大的贡献。在纽约市所有的地铁和公交车辆里面，每一个月都有两首不同的诗，而且它还出版了《流动的诗》选集，共100首。
纽约市民的反应好像非常好，地铁乘客好像也很高兴。想想看，在世界各地都放映的好莱坞电影的描绘之下，纽约地铁简直是通往地狱的运载工具。因此，当我们在地铁里看到但丁在《地狱》中说“在我们生命旅途的中间/我发现我迷失在一座黑暗森林之中/找不到那条大路”的时候，不论我们多么失意失落，我们都不会感到孤独，因为我们有一种被理解的慰藉，何况还有两站就到家了。
还有两站就到家，这也许是你我看了但丁那首诗后在地铁上的反应。
诗人和爱诗的人也许早就认清了一点——诗的确要比散文更能不浪费任何文字而抓到重点。我却是在纽约地铁上受到这些“流动的诗”启发而明白这一点的。你看斯蒂芬·克莱恩的《一个人对宇宙说》：一个人对宇宙说/先生，我存在/但是/宇宙回答说/这个事实并不使我产生任何义务感。
我们二人的差别不光是他是生活在19世纪的人，我是出生于20世纪的人，而且他是先知，我是后觉。然而，就在我发现我之存在与否，对宇宙来说完全没有意义之后不久，我在地铁上又发现了比他晚一代的埃德娜·文森特·默蕾的颂歌：我们很累，我们非常快乐幸福/我们整晚来回乘坐摆渡/从我们不知哪里买的各一打里/你吃了个苹果，我吃了个梨/天空泛白，冷风呻吟/太阳冉冉升起，一桶黄金。
不知道这一对显然正在热恋中的情侣，有没有读到与其创作者同时代的另一位诗人多萝西·帕克的《不幸的偶然》：当你颤抖叹息地/发誓说你属于他/而他也声称他的热情/无限而不朽/夫人，请注意/你们有一个在说谎。
在纽约坐了这么多年地铁，我发现我除了担心被偷、被抢，最近又多了一个烦恼——是吃苹果的在说谎，还是吃梨的在说谎？又因为发现了我之存在与否，对宇宙没有丝毫意义，那我只能暂时忘记存在和爱情，而回到更基本也更迫切的现实：在闷热的夏夜搭乘纽约地铁，我要冷气，不要诗。
什么？你说我小看诗人？瞧不起诗？先生，你也凶悍，我也凶悍，可是谁来写谁的墓志铭？
（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一瓢纽约》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