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气上自傲，物质上自卑。李泽厚后来跟朋友对谈时说起：“很遗憾，北大我倒看上过至少有两个女孩子，挺喜欢，姓甚名谁、哪个系的都打听清楚了。可是跟她们一句话也没讲，她们也不知道我何许人。”
他初中时酷爱鲁迅和冰心。两位名家一刚一柔，刚好对应了他生活中的不幸和幸福。“鲁迅叫我冷静地、批判地、愤怒地对待世界，冰心以纯真的爱和童心的美给我以慰藉与温暖。”李泽厚说。因此在以后的人生中，他为维护自己所寻求的真理，不惜两面作战；在回忆母亲、童年、故园以及曾爱慕的女生时，文笔却又轻柔优美。
不为任务写作
大学毕业后，李泽厚分配进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李泽厚在社科院是个异数。“他不按领导的指示来写，那时总挑他毛病，开了好几次批判会。”何兆武对记者说。
在政治性上不“过关”，但李泽厚却在学术上颇有建树。1955年，他发表了《关于中国古代抒情诗中的人民性问题》。这篇文章和此后关于美学的论战让他成名。这时，他不到30岁。“1987年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说，我们很早就读过李泽厚的名文，获益匪浅。我当时脸红了。”同样的现象还发生在日本。“80年代初去日本，一些日本同行都很惊讶地对我说，以为我应该是白发苍苍的老者。”李泽厚对记者说。
“50年代后期我有很多钱。印象最深的是1956年冬，我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一篇美学文章，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一篇关于孙中山的文章，稿费加起来1000元。当时我的月工资收入才56还是70元，反正很少。我1956年就拿过每千字20元的稿酬，这是当时的最高稿酬。一般是10元左右。”
这是李泽厚富足生活的开始。他买了一个唱片机，电动的，不用手摇，这在当时是奢侈品，但他仍然不讲究穿着。“在新加坡，人家叫我买件名牌衬衣，我说，名牌穿在身上是负担。我买了一块不太坏也不是名牌的表，就可以了。”
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李泽厚很少为金钱的事务发愁。即使是在被下放的60年代，他被开除公职，但是有未用完的稿费支撑着他。“约有2000元吧，相当于现在的两三万元。”李泽厚说，1960年下乡那次，饿得全身浮肿，但冬天回到北京，只有高价饭馆才有肉卖，所幸还有点稿费，那就不在乎。他到高级饭馆去吃了好多次，大吃了几次肥肉。
李泽厚的版税很早就超过百万，这在学者中是少见的。采访中，他几次提到：“我个人经济搞得很好。我从美国回来是坐商务舱，我自己掏钱的。”
作品在学界和市场上都通过了检验，这使李泽厚有底气立下一个规矩。“50年代就定了，不为政治任务，也不为经济考虑写文章。这一条至今一直坚持。50年代我不是已经有点名气了吗？那时候约我写文章、出书的很多，我99%都拒绝了。”李泽厚说。脾气倔强，不懂迎合却偏偏少年成名，付出的代价就是人缘不好。这个特点到老年也没改变。北京城中心的房子，清雅干净，却少有朋友拜访。
李泽厚确实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钱钟书给他写信，他说想不好如何回复，拖一阵就忘记了。替宗白华写《美学散步》的序言，“我始终没和宗先生交谈，我没去看望他，事前事后也没去征求他的意见”。
“地下”思考，边缘写作
李泽厚从“文革”时就开始考虑经济问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吃饭哲学‘。吃饭是什么？吃饭就是发展经济嘛。我非常欣赏莫言，他在文章里写，饿的时候，他吃过煤渣，到那个时候所有荣誉、地位，什么其他东西都是次要的。那是！我没有饿到那种程度，但是我知道这一点，我理解这一点。我经历长期饥饿的就是下放农村，吃的真差，什么东西都没有，一天只有4个生白薯，还要劳动。那时牛都死光了，我还保留人拉犁的照片，一二十个人包括农民在内，共同控犁耕田。”
大部分知识分子不得不随政治运动沉浮，表面上，李泽厚也不例外。“他也不一定离经叛道，不过总是有自己的想法。”何兆武对记者说，“’文革‘时候，我们每天早上读林副统帅的再版前言，每天都在背这个。李泽厚也背。”他参加劳动时甚至非常积极。“老想和别人比谁背得更重。我最重可以背105斤。”李泽厚对记者说。
他的反抗方式是温和的。“我对康德很早就有兴趣，是下放时仔细读的。上面盖着’毛选‘，下面就是康德的这本书。因为那本书就是要慢慢读的，要非常细心，真是一个字一个字读，不止读一遍。我还带了一个本子，做了很多笔记。原来笔记本上几万字，后来发展到十几二十万字。我说我在地震棚里还在改写，感觉非常愉快。反正那时知识分子没什么事。我的一个同学在做木器。我绝不会考虑做这些事情。”
上世纪80年代，思想领域重新活泛，喜欢“突破常规”的李泽厚立刻从厌恶陈腐说教的青年人那里得到了呼唤和回应。他的一位前同事向记者形容80年代李泽厚的风光：“只要他在哲学所上班那天，办公室就塞满了全国各地来拜访他的人群。和他一个办公室的同事都挤不进去。中午去食堂吃饭，他后面跟着一二十人的队伍，浩浩荡荡。”一个明显的事实是：80年代，他的书已经卖到几十万册，所有的书都有盗版。在当时一片舶来品的翻译潮中，他是本土学术明星。
1992年，李泽厚决定出国。“当时批判我的文章超过了批判其他人的总和，我自己搜集了60多篇，据说一共有200多篇。”李泽厚对记者说，“而且是两面作战，一面是正统的’左派‘，一面是激进的青年。前者批判我是’崇尚个体、贬低总体‘，是存在主义；后者批判我是’崇尚总体、贬低个体‘，是固守传统。”
他去了美国一个小镇教书后，国内还给了他一个全国政协委员的职位。李泽厚很少回国参加政协会议，但他仍然非常关注国内。1996年，他在给朋友的信末问：京中、院中有何新闻、动态可告否？1993年，他回国20天，看到在去国的一年时间里，中国在发生变化：理发7元，走时才8角。洗澡3元，走时才6毛。上饭馆可以吃到鸡鸭鱼肉，小摊贩上的食品饭菜也并非完全不可以入口……这些世俗的细节，微弱但温暖。
一个关心现实的学者的研究和思考，只有放在自己最熟悉之地，衣食住行最琐碎的涨落里，才最有生命力。“以后我还要回来的。”李泽厚说。此后，每年春夏之交到秋风渐凉，他都回北京住一阵，短则一个月，长则半年，直到2017年最后一次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