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像一个有无限磁力的吸盘，每年试图通过国考、省考、教师编上岸的人数屡创新高。近日，一个发表于两年前的研究再度翻火，揭示了体制的另一面——县域体制内的青年中，男性成为“香饽饽”，女性却面临“择偶难”的困境。
江西财经大学副教授欧阳静在研究中指出，中西部县域“剩女”具有明显的“体制”特点，主要出现在县乡党政机关和事业机关内。以调研的D县为例，该县自2008年以来体制新招2993人，其中女性1895人。而30岁以上未婚女性约有248人，占比超10%。
在四川省A县机关工作六年的男公务员李伟深有同感，他判断体制内男性“即使不在金字塔尖，也仅次于金字塔尖”。而女性“如果在县城有个好单位，又有几分姿色，那就更不容易（找对象）了。”
按他的分析，“她们剩下的原因往往只有一个——眼光高。”
这是男性的看法，然而，当你去问更多体制内的女青年，会发现她们的回答五花八门，很难用一个答案概括。
甘肃天水的奔三小学美术老师刘雪说，她属于被迫单身。她上一所待的学校，未婚女性有15位，未婚男仅1位，换了学校以后，未婚女教师共计4位，适龄男教师还是1位。
29岁的四线城市法院工作者曾余欢坦言，在过去，她的择偶标准仅为尊重女性、精神匹配，但随着年纪渐长、个人的经济能力不断提升，她决定“不找比自己差的人，那样还不如自己过”，对男方家庭条件、工作有了更高的要求。
海南海口某镇政府在编公务员林楠发现，她周围的异性谈婚论嫁大多并非出于爱情，只是想尽快完成结婚生子的人生任务。她觉得别扭，不乐意。
她反问道：“我都有铁饭碗了，还要男人干什么？”
相亲氛围
河北人曾余欢在某所211大学读公安专业，这个专业里，大部分人的出路是“当公务员”。2014年，她读大四，河北省省考仅有一个既招女生、又专业符合的岗位，位于离家四个小时，离省城更远的四线城市。
她还记得，刚开始工作那年，所在城市的市区还没有一家麦当劳，“打车20块可以从城市的一头到另一头”。
周围人对待婚姻的重视，让她感到透不过气来。入职前两年，同事、领导都积极为她张罗对象，但都无法令她满意——“专科毕业的、没有正式工作的，还有特别矮的，和我一样165高……”
这些男孩的条件，她很多时候见面了才知道。介绍人总说 “说不定见见合适呢”，出于给领导面子的考虑，她会同意见面吃饭，由此结识了十几位相亲对象。
曾余欢发现，身边很多人的观念相当传统，与男同事聊天，她会故意谈论某地鼓励随母姓的新政，得到的回复是“就算生三个，也不可能跟老婆姓一个，这是底线”。
她至今记得很清楚，与男领导出门执行任务时，对方曾聊到“打老婆”的话题。当她提及，“要是谁敢打我，我告到他倾家荡产”时，她原以为会得到认同，想不到领导却说：“你还是太年轻、太天真。”同行的男同事也漫不经心地补充：“老婆不听话，不打怎么办呀？”
听完这番话，曾余欢很长时间处于恐婚状态。
30岁的教师刘雪有同样的相亲体验。刚毕业回到甘肃家乡工作时，她23岁，体制内女教师是众人眼里的好工作，周围人都涌来为她介绍对象。当时年纪轻轻，她只当相亲是完成任务，再大一点她才发现，小县城走入婚姻，百分之八十以上都靠相亲。
过了28岁——周围人眼中“剩女”的年纪，她逐渐不再抵制相亲，她的择偶条件也放宽了，变得对另一半“没有任何具体要求”。
见识过的相亲场面多了，刘雪发现，县城里未婚男性会同时与多个女孩见面，他们总是拥有更多的选择权。刘雪说：“经常一起玩的女孩，会相到同一个人。”
“男生条件如何？”
“一点也不优秀。”
她补充：“各方面都平平。”
恋爱
体制内未婚男性在婚恋市场上占据优势，公务员、医生、教师，都是香饽饽，四川省某乡纪委书记李伟将其归因为“县城环境更轻松，（男性）没那么多竞争对手。”
“在大城市，刚毕业没有原始积累的男生很快发现自己在底层——社会上的成功人士太多了。在婚恋市场从23岁到40岁都是潜在竞争对手。”
县城刚好相反，“超过30岁没结婚的男人很少”。有体制加身的男性被捧在金字塔塔尖。
在海口某镇政府工作了三年的林楠发现，适龄青年中，男性更着急结婚。
她的依据是，每年只要有新的女同事入职，年龄过了25岁的男性同事都会主动搭讪。她把这一举动称为“养鱼”，结合自身经历，她得出结论：“他们只是到了年龄找个合适的生孩子，是你也行，不是你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