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小学二年级时，二楼亭子间搬来一户人家，一个男人拖着两男一女三个孩子，锅碗瓢盆之外就是一张床一张小方桌，如果说稍见出彩的话，他家的凳子倒是圆凳面，比我们家的宁式骨牌凳摩登一些。芳邻远来，妈妈前去道喜，但男主人的上海话说得不好，三两句后就转到广东话，于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好在微笑是相似的，大家都能读懂彼此的心声。从此我也明白了“剪刀磨剪刀”是啥意思。
亭子间男人姓刘，在老西门一家食品厂工作，厂里的师傅几乎是清一色的粤籍人士，“官方语言”便是广东话，两点一线的生活使刘家爷叔缺少练习上海话的机会。刘家爷叔安顿好卧榻炉灶，在休息天做了两锅米花糖。甜热的香气吸引我去看个究竟，往炒菜锅子（刘家爷叔称之为“鼎”）里倒入麦芽糖，慢慢熬至熔化，将事先准备好的爆米花倒进去，再撒一把黑芝麻，用力搅拌翻炒，再倾倒在抹了熟油的桌板上，趁热压扁至一寸厚，吹冷后找来一把竹尺，用刀贴着划成长条，再剁成方块。边缘不甚整齐的留着自家吃，外观靓丽的装进蓝边大碗楼上楼下分送邻居。
刘家爷叔做的米花糖松脆香甜，比八仙桥食品店里的米花糖好吃。吃了米花糖，我与他家三个孩子也熟了，老二成了我的同班同学，他叫刘志强。有一天他在我家看《儿童时代》，妈妈请他吃柿饼，看他衣衫破了就找出针线盒给他缝补，不经意地问了一声：“志强啊，你妈妈……”
志强似乎早有准备，应对干脆：妈妈在广东，国庆节回家。
国庆节到了，志强的妈妈果然回家了。志强的妈妈踏进弄堂就成了新闻。一个身材苗条的女人，肤色黝黑，颧骨微突，唇薄嘴阔，绾了一个洋葱头似的髻，穿一件香云纱短褂，挑着一副担子，前面是一只红漆小木箱，后面是一只本色的藤条筐。扁担小巧玲珑，两头高翘，就像后来我在梅州看到的老房子上面的燕尾脊。女人脚步轻快，扁担跟着上下弹跳，就像是有生命的活物架在她的肩头。最大的亮点在贴边绣花的裤子下面，赤脚穿一双木拖鞋。木拖鞋是弄堂生活的常见之物，但她的木拖鞋出类拔萃，不同凡响，后跟有两寸高，用大漆绘了彩，还画满了花鸟鱼虫，珠光宝气，世俗美艳。
广东女人叫阿珍。阿珍将带来上海的番薯粉条和蚵仔干分送给邻居，她会说普通话，一点点口音也不妨碍与大家热烈交流。
大家很快知道，阿珍是“跑单帮的”。但是要等我看了京剧《沙家浜》才知道“跑单帮”是怎么回事，不免肃然起敬。
女人来了，亭子间弥漫起热蓬蓬的烟火气，刘家爷叔跑腿，阿珍捋袖当灶，朴刀咚咚，锅铲咣咣，各种小菜变戏法似的上了桌。阿珍买了一只八斤重的大公鸡烧白斩鸡，烧了一锅卤水大肠，也是一顿吃光。刘家爷叔从厂里买来做火腿月饼扦下来的火腿皮，芳香汹涌地炖了一下午，叫楼上楼下的邻居口水流了一地。他家的亲戚从四面八方聚拢来，欢声笑语，不醉不归，他们甚至唱起了咿咿呀呀的潮州戏。邻居们相视而摇头：上海人家没有这样吃的，败家子啊。
几天后阿珍悄无声息地走了。第二年国庆节她又来了，还是“黑里俏”的模样，但是木拖鞋换成了本色的。这次她做了豆腐馅的馒头给邻居吃，真是太好吃了。她向邻居借粮票，吃过豆腐馒头的主妇不好意思拒绝，我妈给了她三十斤粮票。
阿珍不在家的日子漫长而昏暗，刘家爷叔一个人带三个孩子过日子实在辛苦，亭子间充斥着一股尿臊气，而且像冰窖那么凛冽。他出门前给每个孩子两角钱，让他们自己解决伙食。暑假里志强常常不吃饭，光吃棒冰雪糕，竟然也能将一天对付过去。我与志强读到四年级了，他还像猴子一样精瘦。那时候谁家都没有多余的吃食，我偶尔也会扯半根油条、掰半只大饼给他。
某天黄昏，窗外飘着鹅毛大雪，西北风嗖嗖地往门缝里钻，志强来到我家，“我要去乡下读书了”。他说着便往我手里塞了一块两头大中间束腰的绕线板，雕了稚拙的图案，朱漆描金，似有一种不甘寂寞的喜庆气息。“你喜欢画画，就给你留个纪念吧。”这神情和口气与年龄不大相称，我有点不知所措。
后来刘家爷叔跟我妈说，他把志强送给了乡下的一个亲戚。这年春节前阿珍回家了，挟了一只蓝布包袱走进弄堂，当然也不可能穿绘彩的木拖鞋。天寒地冻，云海翻腾，她这次回来得有些突然，当晚有里弄干部上门，关照她去派出所报临时户口，“投机倒把的事情决不许再做啦！”
第二天她趁我独自在家，就来找我要那块绕线板：“这是我从娘家带来的，志强怎么可以将女人用的物件随便送人呢？你应该比他懂事吧。”
这有什么稀奇的，我给了她，当然也有点生气。不过她给了我一枚“红灯记”纪念章，那是用四颗有机玻璃扣子做成的一盏号志灯。一阵狂喜几乎叫我窒息，同学们可要眼红死啦！
吃过端午粽子，刘家搬到南市去了，我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那个“黑里俏”的广东女人，还有刘家爷叔和志强。但是我清楚地记得那双绘彩的木拖鞋，此后也再没见过这种散发着民间艺术之美的木拖鞋。为写这篇小文，我特地发微信给广州一家杂志社的朋友，她说这种木屐在南粤早就绝迹了。
我却分明又听见了五十年前，亭子间里的嘀呱嘀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