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餐后去散步，恰遇上海女作家茹志鹃大姐，她笑着说：“请问兄弟，这个地方，蒙古语叫萨尔图，是什么意思呢？”我答：“月亮升起的地方。”她说：“呀！好美的名字，缘不得有这么多漂亮的波斯菊，在热烈地开着，而且是一大片一大片的，是因为有月亮姐姐的缘故呢！”她又问：“你的家乡有这种花吗？叫什么？”我答：“有，而且满山遍野地疯长，我们叫它朵日娜花，即东方花之意。”她赞赏：“名字美，且富诗意。”我对大姐说：“波斯菊就是藏人所说的格桑花。波斯菊，只是其中一类。格桑花不仅品种多，亦鲜艳妩媚，藏人叫它格桑梅朵，含有幸福之意。我在青海的金银滩草原，亦见过此物，那里人称它为金露梅。”大姐说：“格桑花，我是听说过的，但不知它就是波斯菊呢！此花有野性美，该属于广阔天地，在公园里，就显不出它狂放的个性。它生得单薄了一些，看了让人爱怜。”我说：“大姐，您不用担心，它生命力极顽强，能够满山遍野地生长。”大姐开心地笑，说：“难怪你喜欢它，是诗人情怀所致吧。”我笑着说：“我也喜欢您的《百合花》呢！一读再读的。”
到达鞍山，下榻宾馆。当地朋友说，这个宾馆当年是为迎接周总理而筹建的，总理知情后，随即就搬到另一个小宾馆去住，并严厉批评：“此风不可长，切不可搞特殊化。国家目前还不富裕，百姓生活亦艰苦，要慎而又慎。”听说这些，我们为周总理的高风亮节而动容。当夜，躺在床上，诗兄公刘给我讲了很多有关周总理的感人故事。而诗人、报告文学作家徐迟听完主人介绍之后，立即决定到弓长岭铁矿去采写报告文学，其余人则去鞍钢学习采风。
期间有个小插曲：在第二天的晚上，诗人艾青约我们几个少数民族诗人到他房间里去聊天谈诗，说他喜欢我们的诗作，主要是写得真、不伪饰，有自己的民族风格。他与诗人苏金伞同屋，苏老见到我们也很高兴，就拿出一张画问：“此画如何？”我没过脑子，信口说此画无立体感，觉得一般。不料，苏老勃然大怒，胡子都立起来了，大声说：“什么眼光？鉴赏力太差了！”边说边收画，再不言语！我这才醒悟自己闯祸，一个劲儿地责备自己无知，并连声道歉。这时，艾老出来打圆场：“不要吓唬人家孩子嘛，不就是黄永玉那只鸭子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别理他，回去休息就是。”那个夜晚，我几乎未合眼，既懊恼又悔恨。不料，第二天一早，苏老来敲门，很幽默风趣地安慰我说：“我犯上，你是组长（其实是服务员，保护老同志的），我不该给你发脾气，我这个人倔强，家里人都反对我。何况，对艺术品有不同评价，是很正常的。别介意，我们应该是好朋友。”之后，我们真成了忘年交，他写给我的墨宝至今悬在我的书屋里：“黄河东流去，滔滔历古今。多少伤心事，犹感泪痕新。”他是真诗人，为人耿直、历经坎坷，但骨骼一直是立着的。
第三天一早，我们到千山风景区参观访问。艾老腿脚不得力，不能爬山，他要我在山下陪他，还逗我：“你若陪我，我叫你看我老婆的照片。”那是他和高瑛大姐在石河子林荫道上的合照，那时他们很年轻。过不久，老作家碧野退了下来，我被解脱，匆匆又去登临。快要登顶时，见李小雨脸色苍白、满脸虚汗，坐在台阶上喘气，显然是低血糖，我赶紧拿出苹果让她吃，才又恢复了过来，后来她总是提起此事。那时我们都还年轻，是一次同行的经历而已。而鞍山的波斯菊也灼灼地怒放，一睹让人惊叹。它与我们一路同行，我们走到哪里，它就跟到那里，也许是它的待客之道。还有大朵大朵的鸡冠花，十分夸张地站在路边，摆出一副不美倒你，不肯罢休的样子。
到达哈尔滨，下榻小黄楼。此楼外观不起眼，内里却很讲究，算是高规格接待。刚走进住屋，各级领导就前来看望我们。那时的黑龙江是国家重工业集中地区之一。经过参观访问，我们眼界大开，创作激情亦大发，写下不少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留于当地报刊发表。更有趣的是，主人邀我们去乘友谊小火车，北京—莫斯科或北京—金边，全长两公里。全部员工，均为不到13岁的儿童，售票、检票、倒茶水、送食品、播音、检车，都由他们自己来完成。那一身铁路员工职装穿在他们身上，更让人开心。一路上气氛极为热烈亦隆重，乘客为一群白发的爷爷奶奶和青丝的叔叔阿姨，主人为一帮天真烂漫的孩童，他们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和一口铁路职工的腔调，让我们忍俊不禁。那种亲切的感受，极特别亦美好。如今，那时的白发人有些已经作古，而孩子们却早已长大成人。逝者如斯，40多个春秋一晃而过，而友谊之车仍在隆隆运行，美好记忆也在绵绵延长。那些热情待客的一丛丛北方波斯菊，一定也一年又一年地在盛放，不负时光之托、岁月之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