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下燃烧着七扭八歪的黄色纸钱，孩子们一边嬉闹一边上香。对面二楼有人在打麻将。那些噼里啪啦的声音，似乎并不悲伤。
早春的夜，带着几丝寒意。我坐在门槛边的小矮凳上，看着在堂屋地板上躺着的婶婶，不知道她有没有觉得冷。
门外的几个亲戚正围成一团，叽叽喳喳地商量着。大家在忙碌中好像忘记了我，我也好像隐匿在了忙碌中。
我试图说几句话，但是张开了嘴巴，句子埋在喉咙里，被过分的冷静吃掉了。
我很久没有在夜晚出门。如果不是今天这个晚上，我对夜晚的感知仅限于我端坐在长方形书桌旁抬头看到的飞虫，它们总是不顾一切地撞向北欧圆灯，然后，慢慢地被吸在发热的米白色灯罩上，一点一点变得黏稠，悄悄融化成一具干巴巴的躯壳。
堂哥看见我，眼神有点儿诧异，说，小真，你怎么来了？
我来送送婶婶。
婶婶安静地躺在那里，身下是淡黄色的草席，瘦小的身子，被簇拥在大红色被子花开富贵的图案中。她应该很久没有吃过需要咀嚼的食物了，她的嘴看上去快要萎缩了，两颊瘪瘪地垂下去，像个括号。她紧闭着眼，不再和世界对视。
从确诊到现在，只是三个月。堂哥说，太快了，我们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我说，她走了，也是一种解脱。
堂哥说，就怕她不舍得。
我说，她舍不舍得，已经不重要。我们要舍得。
我对自己的冷静非常满意。堂哥的眼泪憋在眼眶里，久久没有散开。
烧了纸钱，就是磕头。我跪在暗红色带有污渍的蒲团上，身体前倾，完全不在意身上的背带。我的脑袋可能像个熟透了的柚子。当脑门触碰到地板的一瞬间，我才发现，真的冷。
从我现在的角度看过去，我能看见婶婶的下巴上那块浅浅的疤。
这个疤是我妈妈慧子弄的。
慧子喜欢画水彩，在她那间宽敞的画室里，一画就是几个小时。她常常忘记时间，以至于我常被饥饿折磨得号啕大哭。多亏婶婶来了，她做的葱香排骨，有家的味道。
我爸爸一如既往地在外面流连。他和慧子就像两个演技拙劣的演员，在我面前上演着一出哑剧。
冬夜如冰，寒风料峭。一个穿着鹅黄色大衣的女人来敲门。她一直在咆哮，挥动着她的双手。我躲在房间，偷偷看到了她高高凸起的肚子，也看到了慧子的笑。慧子的笑好像从树梢上露出的半抹月色，浅而淡。
后来婶婶说，等那个女人一走，慧子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从画室的桌子上一把抓起了剪刀，平静而绝望。婶婶想要拦住她。白色的刃，掠过屋子冰冷的空气，划到了慧子的手腕，也在婶婶的下巴上留下了一道淌血的痕。
谁知道你妈妈有这么大的力气，平时看她斯斯文文的。婶婶摇摇头叹息地说。再后来，婶婶带着我。自家亲戚，比外面的保姆要实在得多。我爸爸说这话的时候，就像一个毫无感情的机器。
我开始讨厌回家，我害怕和陌生人接触。我感觉自己好像被一层厚厚的水泥封住了身体，在现实中动弹不得。我甚至开始害怕夜晚，抗拒黑色的纱网笼罩身体的那种压迫感。
我不想吃饭，也不想睡觉，整夜整夜地睁着眼睛，看着黑夜幻变成白天。躺在床上，我会幻想三体文明会从屋子的哪个角落入侵，贞子会从我床下还是脑后冒出来，这栋楼如果突然爆炸我会不会被烧得很疼……有时候在梦里刚刚想要看到某个期待已久的答案，结果就被人拉了一把似的立刻惊醒。直到耳边听到清脆的鸟叫声，看到窗外微微发白的晨光，我似乎才得到解脱。
我把黑夜借给了谁？我自己也忘记了。
婶婶会在我数着灯罩菱形波纹的纹路时，伸个脑袋，歪着脸对我说，小真，我们去玩一个游戏吧？输的人，就要喝一口汤。那种深褐色的汤，是婶婶去老中医那里找来的，功效是安神。我知道，大人们都希望我能够乖乖地喝下去，然后沉沉地入睡。我瘦了好几圈，身上的棒球服宽大得简直可以塞进两个同样的我。
休学之后，在家里发呆就名正言顺了。我会从这个房间飘移到另一个房间，也会从这本书飘移到另一本书。白色的洋桔梗，在阴雨的夜发出美妙的清香，像是在街口被人迎面递上一杯滚烫的奶昔，甜腻有趣。它能让我忘记晚上从心里升腾出的不安和焦躁。婶婶经常会拍拍我的脊背，让我躺着的时候舒服一些。这两年，她搬到了我的房间，生怕我半夜突然坐起来，找不见人。我已经习惯睁开眼，第一个看到的人，是婶婶。
可突然间，婶婶就躺在了冰凉的地上。原来，死亡是从来不和我们打招呼的。
没有她的这几个月，我好像又回到了循环播放黑夜的频道，无休止地看着灯罩上的虫子，会把脑子里面稀奇古怪的故事又编一遍，等待天亮。
磕完了头，我拉了拉身上的背带，直起了身。堂哥带着疑惑，望向我身后的慧子说，小真，她……我依稀记得那天晚上婶婶找到我的时候，我正站在大马路上，四周都是陌生人。我好像被巨大的耻辱焊住了双脚，我想动但是动不了，我被焊死在了黑夜里。婶婶一边哭，一边脱下她的棉衣，帮我挡着发抖的身体。她用她苍老的手抱着我，心疼地说，小真，别怕，你是个好孩子……
我把背后的东西挪到胸前，那是一个有着大大眼睛的洋娃娃。我抱着她，微笑着，就像抱着小时候的自己一样。
今天晚上，也许我将不再失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