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口音代表一个人的来历、一个人的行踪。这个时代人们的活动半径日益扩大，没等出生地的口音定型，便可能去外地读书工作，新的口音层层覆盖，如同五色杂陈的鸡尾酒。
高铁餐车上，两个男人就着小吃喝啤酒。啤酒下肚前，二人的普通话都挺标准，举止也颇矜持。几杯啤酒下肚之后，家乡附体。胖的那位，点评手中轻飘飘的薯片“吃着没劲儿”。“那啥，土豆烀着吃才香！”原来是东北人。他的同伴爽朗一笑：“下了车，咱哥俩儿找个馆子好好滋洇几口！”得，山东人。
多年前，在一辆去天津的长途车上，我见过一个男人打电话，粤语说得顺溜，我以为他是广东人。之后他改说东北话，依旧地道，连尾音都有股猪肉酸菜炖粉条的味儿，这时，他的用意就有些明显：他在炫耀他的语言能力。再后来，他和身旁的姑娘搭讪，用的是北京话，卷舌音讲得像他是胡同里长大的，姥姥、舅舅就住在前门与后海。尽管他的炫耀太张扬，但不得不承认，这家伙的确有非同一般的语言天分。他究竟是哪里人呢？快下车前，他接了个电话，是他妈打来的——“恁到了吗？吃了吗？吃类啥？是不是吃类馍？”他妈是个大嗓门儿，声音透过手机溢洒而出。他接完电话，后排的小伙子热情地认老乡：“大哥，恁是山东菏泽类吧？”
二、
我父亲，浙江口音跟随他一辈子，在赣地定居生活这么多年，始终乡音未改。十八岁，他从浙中离家从戎，此后成为游子，江南故乡是他永远的惦念与回望。
他关心电视里一切有关故乡的新闻，餐桌上的食物也多是江南风味，还有他多年未改的固执乡音。他教我儿子念古诗，总是把“遥看瀑布挂前川”的瀑布念成“破布”，弄得我哭笑不得。还有“笋”的发音，他必念成“埙”的音，以致好长一段时间，我儿子以为“笋”就该是那个发音。
父亲在赣地生活几十年，居然没有讲过一句当地方言，他不会说，但能听懂。潜意识里，他是不是觉得学了赣地方言就是对故乡的背离？虽然在赣地生活的时间远多过在故乡的时间，但他的舌根固执地保留着吴语腔调。
若是和家乡金华的战友，或与亲戚通电话，那便是他表演“脱口秀”的时刻，滔滔不绝的家乡话，他说得忘我。我能听懂个七八成，“明天”叫“明朝”，“吃饭了没有”叫“切过咪”，“茄子”叫“落苏”（和战国时期的一个典故有关），“傻瓜”叫“矮朵”，“睡觉”叫“困告”，家乡网友开玩笑说，“告”字用得真是有仪式感——睡前的祷告。
而我母亲，虽在江西南昌出生长大，但她很少说南昌话，她在家说抚州方言，那是她父母的语言。我外公外婆年轻时从赣东抚州来到省会南昌，艰辛立足，养大一堆孩子，他们先后在南昌去世，又先后被葬回故乡。他们没有给子女留下多少财产，抚州话大概就算是遗产之一。作为长女的我母亲，没有在抚州生活过，但从我有记忆起，她就在家里说抚州话——她父母终生使用的语言。
外公外婆去世后，母亲仍然说抚州话。她的兄弟姐妹中，只有她一人说抚州话，好像她作为长女，承担了传承父母家乡话的责任。
我和姐姐，既不大会说父亲说的浙江话，也不会说母亲说的抚州话，我们甚至也不大会说南昌话，因为在学校和家里，都没什么机会使用这种方言。我和姐姐一直说普通话，当然，也不纯正，它多少染上了浙江话、抚州话和南昌话的印迹。我掌握得并不熟练的南昌话多是在菜场、小食店学会的。
虽然未熟练掌握一门方言，但无论身在何处，听到浙江话、抚州话或南昌话，我都会有一种亲切感。有次在意大利旅行，在某个博物馆外，人群中传来南昌话——有对中年男女正用南昌话交流对今天中餐的看法，大意是吃不惯，回去了要好好补一下南昌的拌粉瓦罐汤。如他乡遇故知，我找到失联亲戚一般，当下便过去搭讪了几句。
这些时候，我才发现，不说方言的人也是有故乡的。只是，可能有不止一个故乡。像我，有三个故乡。
三、
当人在使用不同语言时，会呈现出不同面目，这是多年前，我从一位相识者身上体会到的。一次聚会，他在席上侃侃而谈，臧否人物，指点时事，像他名片上印着的长长头衔一样，他的话语与名片完全匹配。他说的是普通话（尽管带着家乡口音）。手机响，他接起，是老家打来的，他马上转成方言，在屋子一角接电话，声音压着，还是听得出话里的忍耐，电话打了好一会儿。他向大家解释，是老家的父亲打电话来，让他在省城办点事。在和父亲通话时，他脸上先前的意气风发不见了。他紧锁眉头，一只脚不停用力蹭着地，似乎想减轻些压力。大概，父亲托他办的事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超出了他名片上印的那些头衔范围。
朋友说起，他单位有一个人，从某小镇考出，托了点关系，来到这单位。每回这人接老家来的电话，声音特别亢亮，一连串难懂的方言翻滚而出。他说普通话时并不会把声音调到这么亢亮。这是何故？他似乎在用方言证明一种“家乡自信”，那未免有些用力过猛的证明，让与他共处一室的同事不堪其扰。当放下电话，说回普通话时，他又回复到一个常人的状态，音量适中。
在上海工作时，认识一位中年女编剧，每当情绪激动（比如特别高兴或生气）时，她一定会迸出几句家乡话，无论是在朋友聚会的餐桌上，还是在开会的会议桌上，迸出的那几句浓浓乡俚口音的语气助词表达着她的强烈情绪。普通话无法释放这些情绪，必须是家乡话，那牢固的、沉潜在她血脉里的方言，成为她释放情绪的最佳方式——我猜想，在和丈夫吵架时，她一定也用的是这口音。
同时，她又一直想逃离家乡。在她的描述中，那是个重男轻女的豫北落后之地——粗糙的饮食、掐了一辈子架的父母、自私计较的哥哥姐姐。和她感情较好的奶奶去世后，她以疫情为由几年未回那个地处太行山的小镇。逢年过节给父母转点钱，以尽亲缘义务。平时，她几乎不和家里联系。
她和家乡联结最紧密的是口音，那是藏着她痛苦童年与成长的回忆之地。口音烙印般打在她身体深处，成为一种本能，在她情绪最强烈时迸发出来，成为她最直接有力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