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学校

学校是每个人的必经之所。

我们的早年生活主要场景是学校,我们在这里开启教育常规轨道上的漫长岁月。不同年龄的我们,被交到不同的老师手中,学习各种教材,接受各种教导与规范,跨过一场又一场考试。

我从小生活在一所学校的家属院里,见到的成年人多数是老师。他们或是小伙伴们的家长,或是父母的同事。他们总是面有倦容、不修边幅,也总是步履匆匆、手上粘着粉笔末,每天把厚厚一摞作业本带回家,与苍老的父母、拖着鼻涕的孩子围在桌旁吃简单的饭菜。他们大多很有耐心,善于倾听和指引,告诉孩子们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我怀疑自己好为人师的毛病,就是这个院子里的人潜移默化的结果。

我的小学音乐老师是母亲的漂亮“闺蜜”。大家都翘首以盼上她的课。上她的课,我们不好意思穿脏衣服,课前课后打闹的情况也会减少。她用自己的歌声,也用温婉的话语,教我们留意大自然、关心小动物、欣赏花草的美。她总是笑盈盈的,说话和声细语,她的美好和温暖最恰切地代言了教师这个美好职业。但有一天,这位老师突然披头散发、号啕大哭,人们说她精神失常了。这使我们突然意识到,即使身处学校这样的“世外桃源”,意外变故同样也随时可能发生。

父亲那时在离城较远的中学教书。有一年夏秋时节的一个下午,他用自行车捎着我,从北到南穿过小县城,来到城郊接合部的一个大院子里——他的学校。大院子被不高的土墙围着,里面生长着高大的杨树,蜻蜓飞舞,蝉鸣处处。我和他一起在校食堂里吃饭,我跟其他老师带来的孩子很快成为好朋友,我们在食堂和操场上疯跑、嬉戏,看文艺演出时也不安分,全然忘记了时间和周围大人的存在。或许是校园里家长与孩子们亲密无间的氛围感染了父亲,他对我比平时明显热情和体贴了不少。看完演出,他打来热水,让我与他一起坐进一个大浴盆里洗澡。在炎热的校园里,父子居然如此“赤诚相见”,任目光交接,任情意流淌,虽然这种场景一生里只有这唯一的一次,却足以让我们刻骨铭心。

这所中学后来搬到城里,成为我的中学母校。它依然用土墙围着,依然有许多杨树、沙枣树和红柳树。那时,父亲已经不在这所学校教书了,我偶然想起那次与他在学校里经历的傍晚,觉得很不可思议。进入青春期的我,开始与父亲疏离,常常徒然旁观着父亲与来家帮着修理钟表、收音机的那些学生促膝长谈时的无拘无束,感觉他对我却怎么也亲切和自然不起来。我对他也同样如此。我们在学校里是被动的,无法自己选择老师、选择教材和教法。学校教给我如何获取必要的书本知识,并不教我如何与自己的父亲相处。

成功的学校教育激发学子的探究意识、质疑能力和思考能力,教会我们从周围事物中找到一些乐趣。初中时代,我们遇上“读书无用论”,高中时代,考试和升学率却开始主导学校。好奇心、想象力和探索精神的激发和培养始终没来得及出场,德智体美劳被割裂了。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指出,对每个处于一定年龄段的孩子的教育,都要将生产劳动与课堂教学和体魄训练相互结合起来,这是使人得以全面发展的唯一手段,学校教育如果背离这个宗旨,可能会带来灾难。因此,马克·吐温不无尖锐地说:“肥皂与教育不像大屠杀那样会伤害许多人,但从长远看,肥皂与教育更能置人于死地。”

优秀的老师在既有的教育轨道上找寻良好路径,将教育恩惠施予学生,使他们免遭扭曲或空手而归。我庆幸自己曾经遇到过几位帮助我成长的好老师。比如那位始终鼓励我的语文老师。她把我在咬文嚼字方面的每一点进步都看在眼里,时常加以赞赏,帮我克服懒惰,增强我的自信心。比如那位教练型的初中班主任,他目光如炬,恩威并施,不仅物理教得好,更懂得人的心理,学生的特长都会被他及时用在刀刃上。在他面前,我们不敢不打起精神,不敢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不敢忘记提醒自己一定要上进、一定要使劲往前走。还有我高中时的物理老师、生物老师,他们组织地震观测小组和生物兴趣小组,拓展自己的教学,以热情和思辨引导我们看向更辽阔的世界。孩子在学校里能得到多少,取决于有多少有所作为的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