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位音乐老师姓陈，是刚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年轻姑娘。圆圆的苹果脸，亮眼睛，人挺苗条，常穿一件嫩绿色的毛衣。她走进音乐教室，微笑着，宛如春天走了进来。她教我们画五线谱里的“蜗牛”符号、“蝌蚪”符号，画着玩而已，不测验。我们跟着她的琴声唱哆来咪发嗦，也是玩。更快活的是跟着她大声唱：“来吧，亲爱的五月，给树林穿上绿衣”或者“驴子走进树林里，要跟布谷比本领”。这些歌保存在我的记忆里，至今仍能完整唱出来。她教的时间不长，后来的音乐老师，我反倒不记得了。
小学的美术老师是个老头，我们知道他叫王成。有一天看到教研室黑板上写着“王成有事，请假半日”，小孩们大约觉得这话有趣，念叨来念叨去，就记住了。他也会讲一些知识，近大远小、三原色，但他最有成效的，也是让我们最感兴趣的教学方式，是布置美术日记。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巴掌大的小本子，每天必须画点东西，画就行，画不好也不要紧。一间房子，一只鸟，一颗糖，一顶帽子，一棵树……我画的经常是《格林童话》里的人物和小猫小狗之类；我同桌的日记，连同课本的空白处，则画着各种青蛙，蹲的、跳的、捉虫的，要不就是英雄人物。他的父亲是有名的国画家，曾送给我们班一张北海公园春游的画，一直挂在教室后墙的正中，甚受全班同学景仰。
升入初中我可遇到了名师。我的音乐老师米黎明，个子不高，宽胖身材，“共鸣器”长得很好，据说是北京“四大名唱”之一。她是女高音，歌声辽阔舒畅，听起来让人想到电影里波浪起伏的海面。她在音乐教室练唱，隔着一个大操场听，耳朵还有震感。
那时候我们学的歌，多是热血沸腾的抗日歌曲，和歌颂祖国新面貌的爱国歌曲。她让我们听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凄婉的《黄水谣》，高亢有力的《黄河船夫曲》，把全班同学分成两半唱《河边对口曲》，四部轮唱《保卫黄河》。米先生教唱歌从来不用讲解，一首歌的情感该怎样表现，全在她的歌声里。犹记得初三毕业测验，唱的是冼星海的《在太行山上》，我们学着敬爱的米先生，尽量豪迈地唱出：“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
米先生的音乐课最神奇之处是我很多年以后才体会到的。我快70岁的时候，家里为外孙买了一架电子琴。那天我来了新鲜劲，坐在那儿把想起来的歌弹了一首又一首。女婿诧异道：“妈妈你不用看谱子吗？”我说：“会唱的歌当然就知道谱子呀。”他大为惊讶：“妈妈你神了！我弹吉他必须得先记谱，歌手大赛时好多唱得很棒的选手都不会听谱。”
我这才知道，米先生教了我们一个大本事。一开始上她的音乐课，我们就跟琴唱乐句，从各个声调的“啊——”到唱谱，逐渐学会了把比较长的乐段按高低长短用音符记在纸上。最后，初三毕业时，米先生要求我们找一首歌谣，自己配个曲子交给她看。这不就是作曲吗？不止我学会了，我们全班都学会了。
教我初中美术的樊先生同样优秀，她是工笔花鸟画大师于非闇的关门弟子。她也按教材教西洋画的画法，但最有趣的莫过于让我们跟着她在校园里写生，画墙根下的玉簪花和花圃里的玫瑰。樊先生告诉我们怎样用水彩颜料表现花瓣饱满的水分，着色时怎样用水逼真地刻画花瓣颜色的深浅变化，以及为什么要保留着色的笔痕。
我当时热衷于学画，被选为美术课代表，梦想考中央美院附中，经常守在樊先生的办公桌旁，看她怎样在上过矾的熟宣纸上用双钩法画工笔花卉。荷叶上画出的透明色彩像凸起欲流的露珠，浓稠颜料点出的是颤巍巍的花蕊。她临摹叶浅予先生的舞蹈速写后，改画成工笔画，画出舞蹈的女孩身上轻盈的衣裙和飘带，点出她们亮晶晶的眼睛……
那时候，我常在课间休息时伏在课桌上画画，还曾经背着画夹到学校附近的北海公园去写生。初中毕业时同学们送我的照片后面，许多都写着“送给我们班的小画家”。但是因为素描石膏像没画好，我没考上中央美院附中，梦想就此中断。不过后来在中学教书和在文化站当站长时，我都能为板报配上不错的插画和报头。学校美术老师缺人时，我还教过一个学期的初中美术。
当我回忆这几位美育老师时，感觉曾经跟着他们学习是多么幸运。这种幸运不仅在当时的快乐中，也在后来的工作中。我曾用他们教授的东西给予学生帮助和快乐，他们对美的执着搔到我心中的痒处，对美的向往和追求让我有所触动，这种触动无法用分数评判，却比一切知识技能更重要更持久。或许可以说，美育的关键就在于这种触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