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身份有异，是万万任性不得的。尽管坐在喧闹的人群里，听着他们用我不知所云的语言愉悦地神侃着，根本不会有谁在意到一个多余陪衬的我，但要想做一个他们希望的那样识大体，懂礼节的新媳妇，我又怎可懈怠？我端坐在人群中，傻傻地跟随着众人笑话着那个我通体不详的笑话，目不斜视地倾听着他们所讲述的家长里短，仿佛自己有多理解似的。
当然，我还有一个作用，那就是帮大家续茶。说到续茶，我还得感谢英明的客家祖先们，采用这么精巧的小盅子来喝茶，给了我许多缓解窘局的机会，假若像我老家那样，一大碗，一大杯地饮茶，我岂不是更接近一个木偶人的形象。可惜，囧况无处不在，当我每每续完茶，他们会习惯性地用客家方言道一句“谢谢”，而我下意识地回一句“不客气”的那一瞬间，屋子里所有的声音顿时被我这一声原本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应答生生地卡住，老人在疑惑我讲的什么，小孩则觉得新奇，青年人投以优越感极强的主人翁眼神，这样的气氛虽短暂地如同呼与吸之间的距离，却是足以让我饱尝了寂寞的滋味。
偏偏我从来都不是个轻易放弃的人，我试着发挥自己的洞察力，认真地揣测着他们聊天的内容，时而若有所思，或是深有同感地递上一句，以此来缓解我如同一个听不懂地球话的外星人的尴尬局面。当我自以为极合时宜，极自然地接了话把之后，效果显然还是有的，至少所有人都为我这个另类的外地人，和我口中答非所问，莫名其妙的话语而安静了下来。
可是，这种存在感只会使人徒添愁闷，听不懂普通话的老人来回搓着手，刻意转移视线的不予理会。毫无心机的孩子就没那么矜持了，观赏怪物一样当场咯咯咯笑个不止，那个说话的人便佯装镇定且礼貌地用一个淡淡的微笑回应着，转而啜口茶，接着聊他们的去了。
我从没想过，素来引以为荣的二甲普通话水平，竟会令我这般的难堪。油然而生的自卑感使我后来再也羞于开口，似乎一张口便暴露了我异于外人的身份。如果说之前的续茶之事是寂寞，那么现在则是一种生生被隔离在人群中的孤独。
我家先生是个可以连着与父亲煲两小时电话粥的孝子。晚饭后，他说是去父亲房里下棋，可很久没出来。夜空里的那些巨型烟花渐渐退去，地上孩子们手中舞动着的烟火得以凸显出来了。我看了看表，十一点两刻钟。四下望了望，踟蹰一阵子，我还是穿过客厅径直去了家公的房间。
家公曾做过高中老师，是个礼貌而开朗的人，能说一些拗口的普通话，见我来了，笑着打了招呼，我家先生也笑着附上了一句：“怎么不与他们玩了呢？”我摊开双手，笑而未语。两人便接着对一本类似食疗养生的书籍继续指指点点地交谈着。
倘若我在这个时候叫走先生，显然是不合适的，若一直站在这里，盯着他俩津津乐道着我不明所以的话语，更非明智之举。是呀，先生说的对，这样热闹非凡的夜晚，我为什么不去和他们一起享受这份节日的欢乐呢！
走出家公的房间，我照直去了后院，孩子们这会也转移了撒欢的阵地，正在后院的空地上，你追我赶，开心地放烟花、玩火炮。我听见孩子堆里有人在说：“你看，她来了。”接着一群孩子望着我哄笑了起来。我喜欢看孩子们玩耍，甚至喜欢看他们对我好奇的样子，无论这种哄笑是否不怀好意。就像一本书里说的，孩提时代的一切都是诗意的。
忽然有个孩子跑过来强装和气地说：“你能帮我把打火机修好吗？我们点不了烟火了。”可笑的是，我接过孩子手中的火机，竟没有勇气用自己的语言开口询问她讲的是什么，僵在那里像个哑巴。恰巧这时先生走了过来，向我说明了孩子的意图。同时，先生也并没有给我一个缓和的机会，便迫不及待地交代着：“几个同学电话里喊我去打麻将，你要一同去吗？”我也不知怎么了，随口答了句：“我还是不要去了吧，麻将我也……”我话语尚未说完，先生便匆匆地撇下一句：“行，那你自己先睡啊，不用等我了。”眨眼工夫，留给我一个渐远的背影。
先生终归还是个初为人夫的大孩子，他铁定想不到，倘若他的态度再肯定些，兴许我就跟着去了，哪怕是一句，也许是半句。那个前来求助的孩子一把抢去我手中僵在半空的打火机，冷冷地望了我一眼，转身朝别的方向跑去，其他的孩子也都跟着一同散去了。
再次回到客厅时，只剩一屋子狼藉的果皮、瓜子壳、花生壳，和东倒西歪的饮料、啤酒易拉罐。新年十二点的钟声响起，我猜想，他们应该是正在别处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迎接新年到来的吧，而我不过是个语言不通的“他乡客”。
有夜风从门而入，带着几许寒凉，我紧了紧衣服，独自静静地坐在沙发上，听桌面上突然坠落的橘子皮和发出“啪、啪”疲惫声的桌椅在彼此交流着。
忽然发现，这个除夕，自己比所有桌椅更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