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剪子嘞—戗—菜刀—”记得很小的时候，每当听到这山歌一般的吆喝声时，我总是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未等母亲发话，便抢先拿了案上尚未锈钝的菜刀冲出门去，母亲来不及阻拦，只得喊一声“小心摔着”，不放心地望着我奔去的背影，再转身回去拿磨刀的钱。
在我出生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货郎已经不多见了。祖母总爱用缺了牙齿的口唱：“小姐一步一扶墙，扶住墙头喊货郎，货郎货郎你别走，买根针，买团线，买块画布做衣裳。”我抬起脸瞪着圆圆的眼睛问祖母：“小姐为什么要扶着墙？”祖母笑着答：“货郎跑得快呀，小姐追累了就得扶着墙。”然而，在我印象中的货郎是不跑的，一辆老旧的独轮车支着桌面大的货板，镶着活动的玻璃，拿块磨刀石，一盆水，一个小马扎儿，外围乌压压地围一大群人。后来我想，小姐之所以扶着墙，大概是因为裹了脚的缘故吧！
母亲是从不在货郎的摊上买东西的，因为大多的东西附近的小卖部都可以买得到，而个子低矮的我则不喜欢摆在高高柜台上我根本看不到的商品。每当奔到货郎的摊前，我总是先把菜刀丢在一旁，转身踮起脚痴迷地望着货板玻璃下那触手可及的泥哨、香袋、草叶编的金鱼和蚱蜢，还有咚咚作响的拨浪鼓。那时的我执拗地认为，那双树皮一样皴裂的货郎的手从玻璃下拿出的东西，即使沾着剪刀的锈水，也是极其珍贵的。我幻想着吹着泥哨在田野奔跑，把香袋揣在兜里吸引小伙伴们灵敏而好奇的鼻子，拿着栩栩如生的蚱蜢过家家，摇着拨浪鼓和小伙伴们组成一个小乐队。然而，这些小小的愿望，至今也未能实现。
童年时的乡村是寂静的，农闲的时候走街串巷的小商贩们就如同投入湖中的石子，总能在村落中激起一圈圈的波纹来，这些人在家乡人的眼里，不是货郎，他们只被称作“溜乡的”，我不曾懂得他们的分别，也许是那吆喝声没有混着拨浪鼓声的货郎调好听吧。但在幼年的我眼里，这些走街串巷的“溜乡人”，同样给了我那么多的欢乐与期待。
最喜欢春天的时候，村头一声嘹亮悠扬的“卖—小—鸡儿嘞—”准能把半个村子的男女老幼吸引过去，卖鸡人才放下担子，人们便开始挑选着自己中意的鸡雏。那些扇着小翅，挪着蜡黄色小脚，拥挤着“啾啾”叫着的小鸡，被放在一个个竹编的箩里，一层层叠起，一担可挑一两千只，待到村头的打麦场里，将箩一字排开，任你拿了铺着麦秸的纸箱挑选，五毛钱一只，选完了自己数，把钱交到卖鸡人的手里，便可拿走。那个笑呵呵的卖鸡人从来都不数钱也不数鸡，乡间总有那样一种默契的信任。所以他只是悠闲地坐在干草堆上，不过抽袋烟的工夫，箩就空了。
初夏正值收麦的时节，天气也是十分炎热的，一家老小举着镰刀割麦时，远远一声“冰棍儿哎—”顿时将烈日晒在身上的火热感减了一半，连心里也觉得凉爽了。一只白色木箱捆在自行车后座上，里面铺着厚厚的小棉被，小心翼翼地裹着冒寒气的红豆冰。一家人放下镰刀坐在田垄上，吃着，说着，笑着，夏季的炎热就被抛之脑后了。
秋冬天气，小麦下了种，便至农闲。有时会有惊天动地的一声炮响，村里人便知是炸爆米花的小贩来了，纷纷用瓢装上二斤洗好的玉米粒，带上些白糖，远远地等着。那时我捂着耳朵远远望着，弄不明白那黑色的小转炉里装了那么少的玉米，为何会在“轰”的一声中，窜出那么大一堆的爆米花，这似乎就是童话中神奇的魔法吧！在那热闹的气氛里，年味也变得浓了许多。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货郎、溜乡人渐渐都消失不见了，村里人开始变得忙碌，摩托车、汽车的聒噪声代替了幽静清晨里歌一般的吆喝声。小卖部变成了超市，商品琳琅满目并且触手可及，孩子们更喜欢在家打电子游戏而不是与伙伴们蹦跳。喧闹声没有少，寂静也没有少，只是什么都变得不一样了。
前几日在村头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骑着老式黑色大自行车，后座左侧绑了个木盆架，右侧绑了个折叠藤椅，车把上系着黑色皮包，我便有了一种久违的亲切感。小时候，就是在这张藤椅上，母亲按着我，任由老理发师的剪刀将我的头发理成男孩子模样，那时我还用孩子天真的怨恨仇视过他，甚至在他骑车经过时伙同小伙伴们拿石子砸他的车子。
不知为什么，如今早已年迈的他为何还会再出门做这无人问津的生意，我作了许多假设，最后不禁觉得，或许他只是为了重拾旧时的记忆而已，而在转完整个村庄之后，他最终又带着原封未动的器具默默离开了。
货郎，这个渲染了几代人记忆的名词，终于成了一道罕见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