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怀上我不久，她的祖母为她订阅了《蓝带》杂志。我妈每拿到一期就专心致志地阅读，还从中自学了经典法餐的基本技巧。她不是在做荷兰酱或泡芙酥皮，就是满怀热情地参照各类食谱下厨，其中有克劳迪娅·罗登的《中东美食》，还有各种从折扣店和慈善商店淘来的外国食谱书——她越买越多。所以，即便还在娘胎，从一些伟大的世界佳肴中提炼出来的精华就滋养着我。我一直怀疑这是参与塑造我命运的早期影响。
据说，婴儿时期的我总是饿得嗷嗷待哺。我妈到现在还收着一盘录音带，记录了我贪婪吮吸着母亲乳房的声音。她的乳汁本身一定含有丰饶的美食风味。我母亲在20世纪50年代的萨里郡长大，她吃的东西，在那个时代看来，国际化得非同寻常。她的父亲是奥地利犹太人和英国人的后代，在维也纳度过了一段童年时光。直到生命将逝，他的早餐还是黑面包配腌肉奶酪。他也热爱烹饪，不仅爱做中欧菜，还喜欢做咖喱，因为战时他在锡兰和缅甸做过突击队员，喜欢上了那里的特色饮食。我的外婆因为很难买到意面之类的外国食材而郁郁寡欢，甚至一度开了个熟食店。我妈年轻的时候在伦敦工作，会从外国朋友那里收集各种菜谱，这些朋友有来自肯尼亚的印度人，还有希腊人和阿拉伯人；等有我的时候，她的饮食已经非常多样化了。
我妈说，她永远忘不了我第一次尝到固体食物时，那胖乎乎的小脸上突然焕发的狂喜。那种饮食带来的强烈愉悦永远留在了我体内，再没离开；我说出的第一个带交流功能的词是“还要（more）”。我们家在牛津，妈妈在那里给外国学生教英语。这些学生总要征用我们的厨房，做一顿充满思乡之情的大餐。土耳其人会做青瓜酸奶酱“卡西克”，还会在烤架上烤羊肉丸子。一次日餐聚会上，有个调皮的学生拎着一条巨大的生鱼悄悄溜到我身后：我还记得自己当时转身对着那条鱼张开的大嘴，吓得不轻。伊朗人和也门人会来串门儿，带的礼物也是食品。有个日本女孩在我们家住过一阵，早餐会给我们做“兔兔苹果”（将苹果片切成长耳朵的形状）和日式饭团。我妈会把大家的食谱都记下来，就算这些学生已经毕业离去多时，他们的菜色却在我家厨房里保留了下来。我们的食品柜是充满草药与香料的宝库，从小茴香到红椒粉再到阿魏，应有尽有。
童年时代的我们当然是极尽挑剔的“小恶魔”。我们不喜欢每顿饭都要被迫吃蔬菜，之后还得吃水果。我们更希望能靠冰激凌、奶酪、土豆和巧克力过活。但那时候的小孩子通常享受不到“专人专菜”的服务，大人往我们盘子里装什么，就得全部吃光。我们唉声叹气，我们大闹餐桌，上演“扁豆咖喱之战”这种“大戏”——对这个菜我们可是积怨已久——最终又答应了尝尝扁豆，结果很喜欢，从此和扁豆“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我们根本不了解大部分英国人眼中的“正常饮食”是什么样子，这对我妈来说很是有利。牧羊人派之类的传统幼儿食物偶尔会出现在餐桌上，但都只是一场“大秀”中的匆匆过客，其他“表演者”包括法式什锦炖豆子、非洲黑眼豌豆沙拉、匈牙利红烧牛肉配团子、塞羊心、黎巴嫩塔博勒沙拉和自制酸奶。所有人都在一起吃饭，无论大人小孩，也不会为难以取悦的婴儿小祖宗们单独准备什么菜。
我母亲还是一位出色的战略家。在我们闹脾气的时候，她通常会想起来：哎呀，本来是要给你们吃巧克力布丁的，但遗憾的是，只有吃完了春季蔬菜的小孩，才吃得上布丁。她让人陷于如此无法选择的境地，我们真是气得冒烟，但又只能把盘子里的菜先吃光。不过，她最高妙的计策，是规定我们可以选择三种不吃的食物，条件是其他所有东西都得吃——这样算是授予了我们选择权，又让我们非常认真地去思考最最讨厌什么食物（我那时候选择的三种“食物天敌”是蘑菇、防风草萝卜和茄子）。她还润物细无声地向我们灌输了这样一种观念：如果有人不辞辛苦地为你做了饭，你还要抱怨，那就太不礼貌了，饭桌上禁止出现“我不爱吃！”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