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做饭和吃饭都被视为快乐源泉。我妈总是渴望去品尝新菜，越不寻常越好，还会对不熟悉的菜品进行法医一般认真详细的分析，努力去猜测做法过程。我还记得自己看着她的样子，心想：我也希望能像她一样。她还鼓励小孩参与烹饪。我妈向我展示了如何捏住新鲜草药的叶子，使其释放香气；在菜市场上如何轻轻捏捏水果，看是否成熟；她教会我如何细切洋葱、做乳酪面粉糊、擀酥皮、给鸡拆骨。我会站在炉灶前的椅子上，搅着锅里的东西。“加点儿盐怎么样？”我妈会说。“加多少？”我会问。“尝一尝，看需要多少。”她如此回复。这责任好大啊，我惊呆了，而且有点胆怯，但还是抖抖索索地加了盐，慢慢有了自己的味觉标准，信心也逐渐增强。我妈从没节食减肥过，从没提过体重，也从没说过吃是罪恶感的来源。最近，她说这是一个有意识的决定：很多女性痴迷于节食，她们采取的方式让我妈深感痛惜，所以下定决心绝不会在自己的女儿们面前说类似的话。她把所有健康饮食之道对我们倾囊相授，比如饭菜是由蛋白质、淀粉和蔬菜组成的，比如维生素和矿物质，以及厨房卫生和家政方面的规矩——但我至今也不知道食物卡路里究竟有什么实际意义。
妈妈经济拮据，再加上孩子哭闹，还遭受抑郁症发作之苦而精神衰弱。可是我们的每一顿饭菜她几乎总是从原料开始一点一滴地做起，这在很多时候一定都很辛苦，但整体说来，她从未丧失对下厨的热爱，也总能够将这种享受传达给她的孩子们。
中学时期，我逐渐觉得妈妈古怪的口味有那么一点叫人尴尬。我那些朋友的父母有时候提到她做的生鸡蛋、山羊奶酪和鹰嘴豆泥，都会皮笑肉不笑地嗤之以鼻——即便是在整体上思想前卫先进的牛津，她那些食物也怪得叫人震惊。十二岁时，我和一位朋友办了人生中第一场烛光晚宴（主菜是我做的，按照塞恩斯伯里超市的一个菜谱做了道香肠腰子砂锅）。十四岁时，我已经是厨房里快乐的掌勺人，不仅做蛋糕和饼干小菜一碟，还会做常规、健康和经济的家庭日常餐食。放假时我们一家人去欧洲露营，我也会记下菜谱，寻觅新的美味。尝、烹、吃——并在其中获得超凡乐趣——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并将定义我的人生和未来事业。如果说我们的家常便饭是“全球食谱大游行”，那么圣诞节的时候，英国传统便会大显一日的身手。我记忆中那一天里食谱书从未被使用过，我的曾外祖母、外祖母和母亲好像对要做什么总是成竹在胸。时光流逝，我也逐渐掌握了这场富有仪式感的晚宴的所有元素，这也一直是我自己作为英国人民族身份认同的核心，我让自己投身于外国文化影响的大旋涡之中，而这个核心，就是稳住我的锚。
小时候，面对一盘盘的胡萝卜和豌豆，我气鼓鼓地发誓，一长到有权选择的年纪，就不会再碰蔬菜，只吃垃圾食品。但我妈在饮食方面的教化灌输（无论是胎教还是我出生以后）太成功了，我一离开家，就发现自己在根深蒂固、无法抗拒的直觉驱使之下，重现了家中均衡饮食的规则：吃水果和蔬菜，为朋友们做一顿从原料开始的大餐。我的妹妹与弟弟都是如此。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旅居中国，那时的我已经万事俱备，完全能应对饮食上的挑战：充满好奇心，什么都愿意尝试，也很礼貌，甚至可以吃下我一开始十分排斥的食物。也许从“扁豆咖喱”那一课开始，我就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厌恶情绪很多时候是一种心理建设，我可以在通往享乐主义的路上克服这种心理建设。我就像曾经那个贪吃的婴孩，仍然愿意把几乎任何东西放进嘴里，越惊人越好。发酵的龙虾内脏、臭豆腐、黏糊糊的海菜、嘎吱嘎吱的软骨：这些我都很爱吃，它们是那么反常规、新奇、多余和怪异，这正是它们深得我心的原因。成人后的我，脸上仍然会因为美食带来的愉悦而焕发光彩，我也会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把愉悦传递给他人，来解释世界上一些美好的奇迹。而这所有的一切，都得感谢我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