宛若我不知道我的出生年月一样，也说不清我是何年何月开始读书。家在中原的一个偏穷村落，父母计时，一般都依着农历序法，偶然说到公元年月，村人们都要愣怔半晌。在中国乡村，时间如同从日历上撕下的废纸。之所以有着时间，是因着某些事件。事件是年代的标记，如同老人脸上的皱纹标志着的岁月。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由初中晋升高中时，对阅读小说因着过分迷恋，而对人生，也因此变得有些迷惘。想横竖反正，我的命运就是同父母一样种地，不得不作于日出，息于日落；因此，并不相信你考取高中就可以不再耕田种地，可以让你变为不是农民的城里人了。也就无为而治，随遇而安，陪着同学们如同打哄看戏一样，参加了那年的升学考试。其时的结果，录取中的政策是规定凡有城镇户口的同学，必须百分之百地予以录取；而对农村户口的学生，既要看考试分数，还要看大队和学校的共同推荐。就分数而言，二姐的分数远高于我；就推荐而言，我姐弟二人，就只能有一人可读高中。
话是午饭时候父亲从门外带进家的。那是夏天，知了的叫声，在树枝上果实累累，叫得烦躁不安。父亲坐在我家的院里，说了我和二姐只有一人可以读书上学的景况之后，他看着我和二姐，有些为难、又有些犹豫地说道，家里的境况，你们也都明白，人多嘴多，谁都必须吃饭，又要给你们大姐看病（我大姐那时常年有病），这样，也是确实需要你们有一个留在家里种地，挣些工分。父亲说完，我和二姐在那个时候都端着饭碗，僵在父亲面前，谁都没有说话。有一瞬间，时间生硬，再也不会如水样细软地流动。就像时间成了石块，无形地砌在了我与二姐和父亲之间。就这样过了许久许久，母亲从灶房端着饭碗出来，说都吃饭吧，吃完了饭，再说这事。
就都各自吃饭去了。
忘记了二姐是端碗进了屋里，还是端碗去了别处。而我，端着用红薯叶子煮了红薯面条的一碗粗粮汤饭，到了门外的一棵树下。树下空无他人。我就在那乡村的空无里，却是无论如何也无心食咽那碗汤水饭食。也就在这个时候，在所谓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在我正为上学还是不上的迷惘里，下乡到我们村里的一个知青，男，穿着蓝色制服，三七分头，高个，他款款地从村街上走过，还和熟人点头说话。说话的顺序，是村人恭敬地先和他说。而他自己，只是懒懒洋洋地点头哼哈着答话别人。
他答着去了。
可我，在他走后很长的时间里，都还看着他的背影，就像看着一条通往远处的道路。就在那一瞬间，我忽然猛烈地，想要继续读书。想要去念我的高中。想要从二姐手里，夺走属于她的那半个去念高中的希望。也就匆匆地吃饭。匆匆地回到家里，看见二姐也正端着空碗，从哪儿出来到厨房盛饭。
我们在院里对望了一眼，谁也没有说话，就和彼此谁都不太认识对方一样。
下午，下地劳动，不知为何二姐没去。
晚饭，二姐也没有在家吃饭。
饭后，二姐也没有很快回家。
我问母亲，二姐呢？母亲说，找她同学去了。也就这样，把一段命运暂时搁着，就像把一个疮疤暂时用膏药糊了一般，也就睡了。月落星稀，窗外有清明夜色，有蛐蛐的叫声，还有半透明的潮润的夜气。睡到半夜时候，也许我刚要睡着，也许我已经睡着，刚好醒来，就在这个时候，我家大门响了。二姐的脚步，轻柔地落在院里。接下，那脚步的声响，到了我睡的门口，犹犹豫豫，滞重下来，仿佛是犹豫之后，二姐推开了我睡的屋门，进来站到了我的床前。
我从床上坐了起来。
二姐说：“你没睡？”
我以“嗯”作了回答。
二姐说：“连科，念高中，姐不去了，还是你去念吧。”
说完这话，二姐似乎借着窗光的月色，看了看我。我不知道那时的二姐，看见了我什么表情。而我，却隐约看见，二姐的脸上仿佛挂着凄淡的笑容。笑着转身走时，还又对我说道：“你好好读书；姐是女的，就留在家里种地。”
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高中的开学。在开学的前一天里，二姐给我买了一支钢笔，送给我时，她眼里含着泪水，却是依然地笑着说道：“好好读书，连二姐的那份也给读上。”
现在，三十年之后，我给我的孩子和侄男甥女们说起这些，他们都有些愕然。有些不敢相信。不是不敢相信二姐因是女的，方才让我这个男孩读书，而是不敢相信，有个漫长的时代，作为父母，普遍无力去供他们的孩子吃饱肚子，并读完初中、高中。这是一个时代给所有做父母和子女的人们，留下的一份社会自己早已忘记了的歉疚。
我想，我应该把这份歉疚记述下来，不说留给别人，也该留给我的孩子和我的那些侄男甥女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