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上映的美国“黑色电影”《煤气灯下》，兼具这样一些博人眼球的元素：颜值、爱情、财富、凶杀。钢琴师安东为了得到葆拉继承自姑妈的钻石和大笔财产，一面把自己伪装成潇洒而体贴的丈夫，一面又企图用心理战术把葆拉逼疯。更可怕的是，10年前，为了价值连城的钻石，正是安东假扮成仰慕者，接近并杀死了葆拉的姑妈。影片营造的紧张氛围非常出色：房间里昏暗的煤气灯，屋外阴湿的街道，薄雾笼罩下的路灯，安东不动声色却又冷酷异常的言行，都给人强烈的压抑感和恐惧感。英格丽·褒曼用时而温柔时而恍惚的神情和时而悲伤时而警惕的眼神，成功演绎了葆拉这个美丽哀婉、脆弱而神经质的女性角色，她也因在这部影片中细腻动人的表演而获得了奥斯卡和金球奖两个奖项的最佳女主角奖。
这部电影最吸引我的，不是以上这些特质，而是安东对珠宝的迷恋，准确地说是迷狂。电影中有一个场景，安东带葆拉参观一个珠宝展，他用凝望恋人般的深情目光凝望着那些璀璨的钻石，久久地摩挲它们。对它们的来历如数家珍，他喃喃自语，陷入一种无法自控的热情。这个场景，让我联想起《人间喜剧》中的经典画面：葛朗台在临死之前，让女儿欧也妮把金路易铺在桌子上，他接连几小时盯着看，目不转睛，好像一个才懂得观看东西的婴儿一直望着同一件东西，有时说一句“这样好教我心里暖和”，脸上展现出一种奇特的表情，仿佛进入极乐世界。
在安东眼里，珠宝比他人的生命珍贵；在葛朗台眼里，金钱比亲人的幸福重要。当物成为信仰时，人已失去了基本的人性，为物所奴役，异化而不自知。早在1077年，苏轼在《宝绘堂记》中，就曾对世人提出这样的忠告：“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寓意于物，是欣赏美好的事物，寄托自己的意趣，留意于物则是过分看重与耽溺于外物，君子应当把握好此间分寸，如此才能从物那里得到快乐，而非祸患。
此处的物，既包含了看似比较俗的财物，也包含了似乎更加高雅的收藏品，比如书画。在《宝绘堂记》中，苏轼回忆了自己年少时对书画的迷恋：家中已经拥有的，唯恐失去；他人拥有的，则唯恐不能获得。好在他不久就意识到自己舍本逐末、失却本心，随后便进入一种随遇而安的旷达境界，有则欣赏珍惜，无则坦然接受：“见可喜者，虽时复蓄之，然为人取去，亦不复惜也。譬之烟云之过眼，百鸟之感耳，岂不欣然接之？然去而不复念也。于是乎二物者常为吾乐，而不能为吾病。”
李清照与赵明诚的婚姻，素来为人称道，让多少后人向往。如果我们细读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就会发现，事实并不如传说的那么美满。在最初的日子里，他们虽然经济拮据，但仍勉力购买书画古玩，一起校勘，一起赏玩，“赌书消得泼茶香”，是对他们相知相守的婚姻生活的真实描画。随着古籍增多，赵明诚的心态发生了微妙变化，他对这些旧书倍加爱惜，锁于橱中，李清照如需使用，得到他那里取钥匙；如书籍有污损，赵明诚便指责并要求她修补。李清照只好节衣缩食购买副本，供自己自由地阅读。“靖康之变”后三年，赵明诚只身赴皇帝之召，临别时嘱咐妻子，逃难时，先丢掉包裹箱笼，再丢掉衣服被褥，然后丢掉书册卷轴，最后丢掉古董，只是那些宗庙祭器和礼乐之器，必须亲自抱着、背着，与自身共存亡！他将家中的收藏进行价值排序，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要求妻子与他最珍视的宗庙祭器和礼乐之器同存亡。这里再次出现了一种令人费解的痴狂，这种痴狂与对金钱的癖好相比，在李清照看来，“名虽不同，其惑一也”。在《金石录后序》的结尾，李清照感叹：“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然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而她之所以记下这些，是希望为后世的好古博雅之士留下一点提醒、告诫。
阅读并记下这些告诫是容易的，真正落实到行为则很难。煤气灯会变暗甚至熄灭，只有在心头点燃自我的明灯，并时时警醒、长久守护，才能照亮漫漫前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