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活在意义中,不需要再去寻找

我叫纪慈恩,我一直觉得人应该有两个名字,一个是父母取的,代表了他们对我们的期望,一个是自己取的,代表了我们对他们期望的回馈,所以,我给自己取名为纪慈恩,因为我非常想纪念我在生命中收获和付出过的慈悲与恩情,它们曾经改变过我的生命。

我到目前的生命分为两个部分,20岁之前和20岁之后,和所有人一样,又不完全一样。

那一年,我最好的朋友得了肝癌,因为她在荷兰留学,所以她也很自然地知道在荷兰安乐死是合法的。为了让我签署安乐死同意书,她拒绝打“杜冷丁”,刻意在我面前表现出肝癌是如何摧毁着她。她每天疼得咬自己的胳膊,一直到把牙咬掉,这时,她才告诉我,她希望我为她签署安乐死同意书。她求我,求我放她一条生路。我当年虽然年纪小,但也知道,此生,我能为她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放她走。于是,在万般无奈下,我狠心为她签署了安乐死同意书。

这个决定,改变了我的后半生。

那年我19岁,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我以为所有人都会理解我,可惜不是。在她的追悼会上,很多人问为什么她这么快就去世了,应该还有几个月的,知情的人说是我签署了安乐死同意书。于是,那可怕的一幕上演了,我至今都无法忘怀——他们说是我杀了她,他们说我一定会得到报应,他们说我忘恩负义,他们说我是杀人犯……一个人,两个人,最后几乎是所有人都对我进行谴责。

在此之前,我每天都在哭,医生说这是正常反应;可是从追悼会后,我就再没有说过一句话。不是因为他们说的是对的,而是我已无力去面对这个早已坍塌的世界,自我封闭成了保护自己的唯一方式。我每天都躲在屋子里,不和任何人打交道,不和父母说话,只是每天坐在地上,问自己,问老天“为什么是我”。

最终,我被确诊为PTSD——创伤后应激心理障碍。

就这样,一句话都没有说的日子过了一年,直到有一天,在没有任何好转的情况下,我当时的心理医生冒险带我去了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利院。

走入福利院的第一眼就看到一个小女孩,她用一双硕大的眼睛盯着我,虽然我还是没有说话,但那双眼睛真的融化了我。后来保育员阿姨告诉我,那个女孩是在三个月大的时候被遗弃的,有个阿姨捡到她,一直养到她五岁,后来实在养不起才送到福利院,所以她很孤僻,不说话,总静静地坐在地上一个人玩,不去争不去抢。不知道是因为我们当时的境况很像,还是因为缘分,她喜欢坐在我旁边,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说,就是乖乖地坐在我的旁边,我也不说什么,看见她就笑。我们像是两个被世界抛弃的孩子,坐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说,只是坐在一起,就觉得自己是安全的。

从此,我情系此地,每天都来,只为了这个小女孩。因为她,我开始慢慢打开自己。

虽然有好转,但我心理的疾病依然存在,心理医生要求我一周就诊三次,每次都只做一件事:复述整件事情。那时才是最疼的——我要把好不容易隐藏起来的东西撕开来看,我要面对空荡荡的房间去回忆我知道她患有肝癌,即将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的感受,我要说我是多么不情愿又不得不签字。讲的第一次,我就受不了了,因为太疼了,疼的时候我就坐在地上撞暖气管,所以那段时间我头上都缠着纱布,第二次我对医生说,不,我不继续了。

那一年,我外婆每天都会爬六层楼来看我,那天,她爬楼的时候摔了一跤,我躲在门缝里看她的状况。我突然发现,外婆老了很多,妈妈的头发也一下子白了好多。我狠心关上门,问自己:我真的只能如此吗?我真的只能让家人一生都面对这样的我吗?

我想不是的,于是,我咬着嘴唇忍着其实已经掉下来的眼泪,给心理医生发了一条短信,我说,我要好起来,我去治疗。

就这样,我逼迫自己再次走进心理医生的办公室,去面对伤口,去一次又一次地复述,我一直复述了五个月,那件事,我讲了三五十遍。当我结束最后一次治疗,去北京德胜门的精神鉴定中心做鉴定的时候,鉴定师说,你真是个奇迹,这么短的时间就恢复得这么好。我拿着那张盖了“已康复”印章的单子时,不禁哭了,哪来的奇迹,这都是我付出了血的代价。

当福利院的那个小女孩越来越开朗快乐的时候,旁人说是我救了她,可是他们不知道,其实是她救了我。于是我决定收养她,我认为只有在我身边,她才是安全的。

就这样,我陪伴她走过了很多年,等待我符合收养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