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纪慈恩，我一直觉得人应该有两个名字，一个是父母取的，代表了他们对我们的期望，一个是自己取的，代表了我们对他们期望的回馈，所以，我给自己取名为纪慈恩，因为我非常想纪念我在生命中收获和付出过的慈悲与恩情，它们曾经改变过我的生命。
我到目前的生命分为两个部分，20岁之前和20岁之后，和所有人一样，又不完全一样。
那一年，我最好的朋友得了肝癌，因为她在荷兰留学，所以她也很自然地知道在荷兰安乐死是合法的。为了让我签署安乐死同意书，她拒绝打“杜冷丁”，刻意在我面前表现出肝癌是如何摧毁着她。她每天疼得咬自己的胳膊，一直到把牙咬掉，这时，她才告诉我，她希望我为她签署安乐死同意书。她求我，求我放她一条生路。我当年虽然年纪小，但也知道，此生，我能为她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放她走。于是，在万般无奈下，我狠心为她签署了安乐死同意书。
这个决定，改变了我的后半生。
那年我19岁，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我以为所有人都会理解我，可惜不是。在她的追悼会上，很多人问为什么她这么快就去世了，应该还有几个月的，知情的人说是我签署了安乐死同意书。于是，那可怕的一幕上演了，我至今都无法忘怀——他们说是我杀了她，他们说我一定会得到报应，他们说我忘恩负义，他们说我是杀人犯……一个人，两个人，最后几乎是所有人都对我进行谴责。
在此之前，我每天都在哭，医生说这是正常反应；可是从追悼会后，我就再没有说过一句话。不是因为他们说的是对的，而是我已无力去面对这个早已坍塌的世界，自我封闭成了保护自己的唯一方式。我每天都躲在屋子里，不和任何人打交道，不和父母说话，只是每天坐在地上，问自己，问老天“为什么是我”。
最终，我被确诊为PTSD——创伤后应激心理障碍。
就这样，一句话都没有说的日子过了一年，直到有一天，在没有任何好转的情况下，我当时的心理医生冒险带我去了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利院。
走入福利院的第一眼就看到一个小女孩，她用一双硕大的眼睛盯着我，虽然我还是没有说话，但那双眼睛真的融化了我。后来保育员阿姨告诉我，那个女孩是在三个月大的时候被遗弃的，有个阿姨捡到她，一直养到她五岁，后来实在养不起才送到福利院，所以她很孤僻，不说话，总静静地坐在地上一个人玩，不去争不去抢。不知道是因为我们当时的境况很像，还是因为缘分，她喜欢坐在我旁边，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说，就是乖乖地坐在我的旁边，我也不说什么，看见她就笑。我们像是两个被世界抛弃的孩子，坐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说，只是坐在一起，就觉得自己是安全的。
从此，我情系此地，每天都来，只为了这个小女孩。因为她，我开始慢慢打开自己。
虽然有好转，但我心理的疾病依然存在，心理医生要求我一周就诊三次，每次都只做一件事：复述整件事情。那时才是最疼的——我要把好不容易隐藏起来的东西撕开来看，我要面对空荡荡的房间去回忆我知道她患有肝癌，即将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的感受，我要说我是多么不情愿又不得不签字。讲的第一次，我就受不了了，因为太疼了，疼的时候我就坐在地上撞暖气管，所以那段时间我头上都缠着纱布，第二次我对医生说，不，我不继续了。
那一年，我外婆每天都会爬六层楼来看我，那天，她爬楼的时候摔了一跤，我躲在门缝里看她的状况。我突然发现，外婆老了很多，妈妈的头发也一下子白了好多。我狠心关上门，问自己：我真的只能如此吗？我真的只能让家人一生都面对这样的我吗？
我想不是的，于是，我咬着嘴唇忍着其实已经掉下来的眼泪，给心理医生发了一条短信，我说，我要好起来，我去治疗。
就这样，我逼迫自己再次走进心理医生的办公室，去面对伤口，去一次又一次地复述，我一直复述了五个月，那件事，我讲了三五十遍。当我结束最后一次治疗，去北京德胜门的精神鉴定中心做鉴定的时候，鉴定师说，你真是个奇迹，这么短的时间就恢复得这么好。我拿着那张盖了“已康复”印章的单子时，不禁哭了，哪来的奇迹，这都是我付出了血的代价。
当福利院的那个小女孩越来越开朗快乐的时候，旁人说是我救了她，可是他们不知道，其实是她救了我。于是我决定收养她，我认为只有在我身边，她才是安全的。
就这样，我陪伴她走过了很多年，等待我符合收养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