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一切历史归根到底都是当代史。这句话的意思是，所谓历史，无非就是人们根据现实的需要而对过往的一种阐释。
一般来说，历史学家在讲述历史时几乎不可能毫无介入，政治、国家、民族利益，乃至个人感情，都是使历史研究缺乏科学性的重要因素；等而下之，就连经济利益、地方利益等等，都可以驱动历史学家改编历史。
对历史研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政治。一部中国史，是是非非，在二十世纪历史学家的笔下实在是变化无常。举武则天为例。五十年代，史学界对武则天是基本否定的，岑仲勉的《隋唐史》说武则天在位二十一年，“实无丝毫政绩可记”。六十年代，情势为之一变，郭沫若写出历史剧《武则天》，又连续发表文章，对武则天充分肯定，断言“武后统治时代是唐朝的极盛时代”，并引用武则天自诩“知爱百姓而不知爱身”的话来证明她的德政。郭沫若的有些说法让我们觉得很有趣，比如他说武则天“是维护均田制的，……遗憾的是从史料中找不出武后保护均田制的明令，但也找不出相反的证据。我揣想是由于站在反对武则天立场的史官们把它湮没了”。
为了洗刷武则天政治手段残酷的恶名，郭沫若声称章怀太子李贤不是武则天害死的，认为此事不见于两《唐书》的记载，《资治通鉴》的说法没有根据；尽管后来袁震撰文指出新旧《唐书》的《酷吏传》中都记载有武则天害死李贤的事，郭沫若却依然不肯承认这个事实。袁震说，如果李贤不是武则天害死的话，那他的棺材为何放在巴州达二十一年之久？郭沫若解释说：“天下大事很多，一个不成材的儿子的棺材就在巴州放久了一点，算不得什么。”
在历史剧《武则天》中，郭沫若把谋害李贤的罪名栽到了宰相裴炎的头上，当然，这是文学创作，他想怎么写都可以。
从郭沫若以后，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被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七十年代前期，对武则天的评价上升到顶点。粉碎四人帮以后，是非又被颠倒了过来，七十年代末的代表性观点是，武则天是唐初士族地主阶级中腐朽势力的代表人物，在她统治的半个世纪中，唐朝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社会风气都呈现了全面的倒退，这是历史发展中的一次逆转。有的历史学家还对武则天的政治手段加以抨击，说她“一贯用两面派的手法搞阴谋诡计”等等。八十年代以后，历史学家开始用比较心平气和的口吻来谈论武则天，对她基本上是加以肯定，与郭沫若的一味颂扬又自有不同。
武则天大概万万没有想到，她身后的是非竟会被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家们这么搬弄来搬弄去。回味几十年的褒贬，总觉得在武则天的身后有一个影子。夸张一点说，从对武则天的评价中，可以描摹出一个时代的政治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