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的着名作家索尔仁尼琴说：“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但不得不承认，直到今天，很多时候，“真话”仍是我们社会的一种稀缺资源，而谎言则屡屡成为一些人的通行证。一个假话谎话盛行的社会是可怕的，也更凸显“讲真话”与“听真话”的良知和价值。
唐初名臣裴矩，旧为隋臣。裴矩善于揣摩隋炀帝的心思，投其所好。隋炀帝曾称赞裴矩：“大识朕意，凡所陈奏，皆朕之成算，朕未发顷，矩辄以闻。自非奉国用心，孰能若是？”隋炀帝好大喜功，裴矩就建议在东都洛阳举行规模盛大的元宵庆典。隋炀帝渴望“四夷宾服、万邦来朝”，裴矩就支持发动对外战争。隋朝灭亡，裴矩率部降唐。唐太宗纳谏于朝，裴矩像变成了另一个人，诤言直谏，敢于为唐太宗纠错。唐太宗褒奖他：“裴矩当官力争，不为面从。倘每事皆然，何忧不治。”
对于裴矩前后的不同变化，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这样说道：“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诤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诤化为佞；君乐闻其过，则佞化为诤。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
古人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我们平日里大多提倡人们要讲真话，但讲真话、敢诤言的寥寥无几。毕竟，真话、诤言多为逆耳之言，并不那么中听，也会令人反感不快，弄僵关系不说，甚至还引来无妄之灾和杀身之祸，谁又愿意用切身利益去给自己惹麻烦添乱子呢？于是信奉“祸从口出”的生存哲学，说察言观色的讨好话、报喜藏忧的称心话、虚情假意的违心话、溜须拍马的奉承话，也就成为不少人明哲保身的处世之道了。
历史与现实都告诉我们，说真话的“指挥棒”握在听真话者手中。只有在那些愿意听真话、能够听真话的人面前，人们才敢于讲真话，愿意讲真话，乐于讲真话。因为，讲真话，哪怕是讲错话，天塌不下来。当然，听真话不仅需要虚怀若谷的胸襟，也需要创设一个平等对话的氛围和条件，否则就容易存在交流障碍和隔阂。
蔡元培德高望重，在师生中有很高的威望，很受众人的尊敬。但蔡元培平易近人，平时从不摆架子，也乐于听师生们的真心话。在一次座谈会上，他和学生交流中突然发问：“一加一等于几？”在座学生一时不知就里，感觉凭蔡校长的学识，这个问题肯定不会那么简单，皆不敢贸然回答。过了一会有个学生小声说：“等于二呗。”蔡当即大笑说：“对嘛。一加一就等于二嘛。你们这样崇拜甚至迷信偶像，连真理也不敢说了，真理就是真理。”
学生们面对蔡校长的简单问题不敢贸然应答，哪怕是知道真实的答案也不敢说，是因为怕说错话丢面子，这当然更囿于蔡元培的权威身份。也从另一面提示我们，自己如果有权威身份、权力地位、荣誉光环，这可能是让人顾忌、有所保留的心理负担，也是让人讲真话需要打破的思想枷锁。
一个愿听真话的人，如果遇到一直不愿对自己掏心窝讲真话的人，是不值得交往的，只能敬而远之。而如果你是领导的话，必然知道“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的可贵，也不可一味放低身段，听之任之，对缄口保身之辈也需作一区隔，这方面不妨学学晏婴的做法。
《说苑》记载，高缭曾在齐相晏婴手下做官，三年后晏子却把他辞退了。身边的人劝阻说，高缭侍奉您，并无过错，您不仅没给他职位，还要辞退他，这难道是道义允许的吗？晏婴说，“我是一个水平不高的人。大家支持辅助，才能帮我立足朝廷、治理国家。现在高缭他跟随了我三年，却从来没有对我说什么真话纠正过我的过失，这就是我辞退他的原因。”
当代作家王小波有一篇文章叫《花剌子模信使问题》，里面写道：这个故事很讽刺，也很现实。很多职场人工作了一辈子，甚至都没有给领导提过一个建议。他们对领导有种天然的“害怕”。可能他们深陷“伴君如伴虎”的思想之中，一想到领导就想到了那个对自己拥有生杀大权、不容置疑的人。高缭大概就是这样畏上如虎、明哲保身的职场人吧，听不到真声音的晏子，自然是容不下“怕担责任、怕得罪人、怕被穿小鞋”的高缭了。
古人云：“善真为德。”讲真话，折射一个人的正直品质，是真理在身、正义在手和有公心正气的体现。听真话，同样是一种可贵品格，有了“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胸怀，就拥抱了真理，拥有了力量。列宁说过：“我们应当说真话，因为这是我们的力量所在。”从这个意义而言，讲真话，听真话，营造一个求真务实的环境和氛围，是我们每一个人强国兴邦的共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