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直到我和弟弟读中学，我们才大致了解那段日子发生了什么。
原来，“文化大革命”终结之后，父亲受了些不白之冤。在等待被证实清白的过程中，有几年时间他不能正常工作。
他闲不住，跑去炼钢厂体验生活。有一天半夜，他穿着全套炼钢工人服装出现在家里，着实把我和妈妈吓了一跳。
后来他又去法院体验生活，跟着老法官办案子，那些困顿的岁月都被他用来见识人生了。强者如我父亲，在风浪中总看得到风吹云散的天空和遥远的彼岸；弱者如我和弟弟，则痛饮了腥涩的海水，提前浅尝了人性的残酷。
当然，即便在最难的时候，他也从没有停止写作。
我不知道他在写什么，直到有一天，我在家里翻看文学期刊《当代》，偶然读到一篇小说，依稀感觉小说中的人物故事很像上海亲戚们的故事，我翻回去看小说的作者，发现竟然是陆天明。
我很难把印刷在文学期刊上的那个名字和面前不苟言笑的他联系在一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内心都充满震惊和窃喜，父亲的形象在我眼中也变得高大伟岸。
5、
父亲对自己极其苛刻，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每天从早写到晚，晚饭后他会早早睡下，半夜爬起来一直写到天亮，然后出去跑步，回来洗冷水澡。
从我记事起到研究生毕业后在外开始独立生活，父亲一直保持着这种工作节奏和生活习惯。当然，他也这么要求我。
我们家的春节只有一天，就是大年三十晚上到初一白天。大年初二，他就开始写作。
几十年如此。
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所以我家的春节也没有任何节目。
6、
大约是念初中的时候，我突然在生死这个问题上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困扰。有一天我在父亲写作之余请教他：“爸爸，你想过吗，每个人终有一天是要死的。”
那时候我们已经搬到了劲松，在那个阳台上，他种满了花花草草。我问完问题，他就站在那堆花草中间沉默着。
最后他说，因为知道每个人都有死去的那一天，所以他才会拼命地写。
7、
父亲是一个孤独的人，他似乎一直在主动地自我放逐，将自己如一尊铸铁、一块顽石、一方古墨般封禁在书桌前，几十年如一日地踞坐笔耕。
有件事情我反复和父亲验证，他都说不记得了。
那是有一次，父母带我们去香山春游。我们一大家子在半山的松柏下铺了塑料布，妈妈掏出饭盒拿出各种各样的吃食。此时我看到一个中年男子，他穿着深蓝色泛旧的中山装，戴着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他拿出一方手帕铺在山石上，在手帕上放了面包和水果，慢慢地独自享用。
以我当时的心智来想，到香山春游的难道不应该是一家子人吗？怎么能一个人吃饭？于是我大喊：“爸爸，你看，那个叔叔居然自己吃饭。”我记得父亲当即制止了我，他说这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后面的事情我记不清了。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父亲的坚决和不容置疑像一把粗糙的锉刀，将清晰刻印在我脑海中的画面磨得混沌不清。
不知为何，在我后来的人生道路上，我会经常想起那个独自野餐的男人。比如拍摄《南京！南京！》资金链断裂后在天津无望等待的那两个月；比如送走奶奶的那个冬天。那个春日游人如织的午后，少年眼中在山石旁独自野餐的男人，分明就是父亲的过去，少年的未来。因为孤独才是创作者的宿命，他不得不从容面对。
8、
然而，我父亲又是最不孤独的一个人：他在文学之旅的征途上踯躅独行，但是不近不远不紧不慢，身后永远跟着我的母亲。他们俩形影不离地相伴几十年，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爱情。
后记
自从我有了儿子，父亲肉眼可见地变了。
在当他的儿子几十年之后，我吃惊地发现这个超级工作狂魔，在过去几十年几乎天天责备我不努力读书的老父亲，把我弟弟8 岁送进中学、14 岁送进大学，督促我弟弟拿了华罗庚数学奖、北大硕博连读的亲爹，竟然在对他孙子的教育方式上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这么小的孩子，需要学那么多东西吗？”
虽然他注视孙子的目光中那些显而易见的柔和、温暖、慈爱似乎从未照射在我们身上，但我知道，他影响了我，塑造了我。他对我的影响将持续终生。我无法像他那样极致地面对自己的生命，但是他对文学献祭般的狂热已经完整地注入我的灵魂。我的电影不说谎，这是我对自己，也是对他的承诺。
我一直希望为父亲做点什么，能够让他真正放下背负一生的枷锁，变得轻松快乐。不承想，因了一个小生命的诞生，我在父亲的目光中再次感受到那种由衷的喜悦，感受到他灵魂的舒畅，我觉得自己圆满了。
不轻易爱人，也不轻易恨人，是处世智慧的一半；不轻易说话，也不轻易听信别人的话，是处世智慧的另一半。
——叔本华《一个悲观主义者的积极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