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之于人生，犹如暗夜之灯，须臾不可缺席；而诤友的存在则如光芒万丈的太阳，贵不可言。《孝经》曰：“士有诤友，则身不离于令名。”意思就是说，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倘若身边有个光明磊落、正道直行，对自己的不当之举敢于直言劝谏的朋友，那么他就能保持美好的名声。
左宗棠自称“身无半亩”，功名举人，由于曾国藩善于识人和力荐，才英雄得用，展雄才，施伟略，建奇功，立勋业，成为举足轻重、誉满天下的中兴名臣。特别是其受到权贵陷害，处于命悬一线的危急关头，又是曾国藩率领一众要员力保，才化险为夷有了以后的一切。可是二人性情不同，持论常常相悖，内外遂有二人反目之说，比如，左就曾这样对人说：“涤公方略本不甚长”“乡曲气太重”“才亦太缺”“于兵事终鲜悟处”。更有甚者，就在曾氏兄弟穷尽“洪荒之力”终于拿下南京，立下不世之功时，左宗棠竟然上折“揭发”：洪氏幼主明明逃出天京，而曾氏兄弟“伪幼主（洪秀全之子洪天贵福）积薪宫殿，举火自焚”所奏岂非有“欺君”之嫌？此等失误，再轻也是失察，重者就难以预知了。曾国藩为此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纵使他修养极高也忍不住吐槽曰“与吾意见常相左”，数年没有书信往来。
然而，在左宗棠以七十余龄抬棺收复新疆的重大时刻，曾国藩盛赞左宗棠：“西北边疆的事情，除了左宗棠没有谁能够胜任，不要说我，就算胡林翼再生，也同样代替不了他，他是天下第一。”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作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竭尽全力，保障供给，军需物资就像大江奔流一般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
曾国藩去世后，左宗棠一改往日的“不恭”，郑重献上这样一副挽联：
“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上联是左宗棠对曾国藩善于知人用人和对国家的忠贞不贰这两个突出的优秀品质给予高度评价，并真诚地表示远远超过自己，其钦佩和敬服之情可触可感，这对于自负满满的“老亮”来说是极其不易的；下联说二人心心相印，肝胆相照，坦荡无垠，互为砥砺，有幸相遇、相知，携手为国立下不世功勋，可谓不虚此生了。
左宗棠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为收复伊犁，他力荐曾国藩次子曾纪泽为特命全权大使，赴俄国谈判，他则在后方严阵以待，做坚强后盾，经过前、后方的异常艰苦努力，终使伊犁璧还。曾纪泽的弟弟曾纪鸿家人生病，无钱就医，托左宗棠向刘毅斋借钱。左宗棠闻之，不禁动容感叹，“以中兴元老之子，而不免饥困，可以见文正之清节足为后世法矣。”遂慨然出资三百金以解他燃眉之急。左宗棠对待曾家的晚辈就像自己的子侄一样，关怀备至。
左宗棠还就外界对曾左之间复杂关系的不少议论，写信给自己的儿子予以澄清：“吾与文正交谊，非同泛常。所争者国家公事，而彼此性情相与，固无丝毫芥蒂，岂以死生而异乎？”称自己与曾国藩的友谊非比寻常，不存在一丝一毫的嫌隙和芥蒂，根本不像外界所传的那样是什么意气之争、个人恩怨，所争都是国家公事，且都是当面锣对面鼓，这在其生前和死后都没什么两样。
“君子和而不同”，“不同”则不会随波逐流，不会趋炎附势，不会做出卖灵魂的变色龙；“不同”则会有争，但所争必是国事，必是原则，必一切摆在当面；“和”则是君子独有的格局、高度、胸怀、厚德与风范。
诤友，“友”是前提。虽有锋芒，但非暗箭。“诤”是为了让“友”更“友”。守之以正，律之以绳，相互砥砺，相互包容，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和人性之光，令人温暖，令人钦敬，甚至是仰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