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老师这么一说，我的头脑清醒了一些，意识到打人是最最愚蠢的行为。我说杨老师，这个贾校长是公报私仇。杨老师见我有话要说，就眨眨眼睛，往下扯了我一把，说你声音小一点，我只好随着他蹲下身去，说起了我们在大龙街上吵架的事情。杨老师说老同学，说了也不怕你多心，那天在大龙街上，他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他，吵了一架，也说得过去。今天你来到大湾中学，再怎么说也该道个歉。我说杨老师，那天在大龙街上，他没有戴眼镜。今天他突然戴了眼镜，我来的时候忙着摆摊，就没有认出他来。要不然的话……杨老师说，贾校长的德行，我们也清楚，就是爱占点小便宜。你刚才要是莫发火，我们再劝劝他，事情也可能会有转机。现在你这么一闹，我们就不好说了，你看看你该咋个整？
我再蠢，也听得懂杨老师的话，要不是看在老同学的面上，他也不会跟我这么推心置腹地说，我当然不能再闹下去了。再闹下去，我倒是可以一走了之；杨老师呢，还要在贾校长的手下讨饭吃。他替我着想，我也应该替他着想。看起来，最好的办法就是收起书，赶快回家，在大湾留下一段惨痛的回忆，一次难忘的教训了。
篮球场上，回家吃饭的学生都回来了，有些习惯睡午觉的老师，听说他们的校长跟一个卖书的人打架，也跑来看热闹。他们都想看一看，会有个什么样的结果。
结果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奇迹。
奇迹的发生，源于我扯掉外衣的时候，从我的内衣口袋里掉出一个黑色镀金的小本子来。这个小本子，是珠源地区作家协会颁发给我的会员证。在今天来说，这样的一个会员证，也并不稀奇，但在那时候，就稀奇得很了。
那是一个崇拜作家的年代，很多人凭着一篇小说一炮走红，成了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我在《珠源文学》发表了几篇小说以后，在我们保田煤矿引起了轰动，人家说我是自学成才的榜样，把我这个在井下挖煤的人调到党委办公室来，让好多文凭比我高的人羡慕得要死。只不过我又偏偏不喜欢在领导面前点头哈腰，不愿意写那些八股文式的材料和总结，辞职回家摆起我的小书摊。不坐办公室来摆小书摊，很多人（包括我最亲的亲人们）都想不通，认为我是脑子进水。我却不这样认为，我从小就喜欢书，我摆书摊的目的，是为了有更多的机会去读那些我喜欢的书。当我静静地捧着一本书的时候，就会忘掉一切痛苦和烦恼，就会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我还得说清楚的是，那几年，我们的《珠源文学》两月一期，每期两万多份，在全国公开发行。我当时属于刊物的重点作者，只要是我写的小说，几乎是每篇必发。编辑老师与我是莫逆之交，有我小说上刊的那期，他就会多加印一些，按成本价给我拿去卖。那天的书摊上，就有十多本《珠源文学》，上面有我写的一篇小说，用的是真实姓名。
书摊上的会员证，被那个与我讲悄悄话的学生捡起来。他把会员证上的照片看了几遍，又拿着会员证在我的面前望了又望，望见会员证上的照片与我本人是一个人；又拿起一本《珠源文学》来，望望书上的名字，再望望会员证上的名字，也是一致的。就把会员证递给身边围着他的同学，大声地喊起来：“你们大家快来看，卖书的这个人是个作家。”
就有几个脑袋挤在一起，看我的会员证。
他又拿着一本书来到我面前，喊了一声尹老师，硬要我签名留念。
一般情况下，这个名我还真的不想签。不想签，当然有不想签的道理，有什么道理，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但在这时候，我却又感到这是一个扭转乾坤的极好机会，就再也顾不了什么，接过他递过来的笔和书来，唰唰地就是几大笔。
整个球场就乱了起来，忙着去书摊上抢书，书抢在手里，又把书和钱高高地举过头顶，都要我签上大名。
我背来的那一扁箩书，马上就被抢光。
那个不允许我卖书的校长，不知什么时候，悄悄地溜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