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很多人仿佛陷入飞速流转的旋涡，马不停蹄地从一个点奔向另一个点，奔跑的过程中也带着对生活的期待和不安。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悬浮”状态。
“早发早移”群体的目标，是逃离现在不满意的东西。但是他们对于奔向哪里、对什么东西满意并不清楚。
如果永远处在一种否定的状况下，去定义自己行为的意义，那就必然永远处在焦虑中。辛勤工作是为了发，发是为了离开，为了移。所以这一切的逻辑链条，都是否定性的。我把这个状态叫作“悬浮”，它是今天中国社会非常普遍的一种心态。
我最早意识到“悬浮”这个概念，是1994年在珠江三角洲做农民工调查时。当时我发现一个现象：农民工很少在一个工厂打工超过一年。他们不断跳槽的原因让我非常惊讶：有人是跟工头有矛盾；有人是和同宿舍的工友吵架了；有人感到工作单调枯燥，就想通过跳槽来解决问题。
但这样做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本身，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坐下来想一想，怎么改善和宿舍内部的工人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不跟其他工友商量一下，怎么跟工头更好地沟通？
他们的回答是，那样可能会浪费时间。与其花时间和精力去面对这些问题，还不如赶快跳槽，尽量多、尽量快地攒钱。攒够了钱，就再也不用做农民工了。
但是绝大部分农民工，这么多年下来，其实还是在做农民工，做了二三十年，一直到做不下去为止。
所以所谓的“早发早移”虽然不能说是自欺欺人，但也只是一个非常大的假设。我脑子里当时想到的意象就是“悬浮”：大家都在高速地流动，非常努力地工作，但并不是因为喜欢这份工作，而正是因为不喜欢甚至痛恨这份工作。
其中一个关键的环节是，他们失去了耐心和意志，来直接面对当时那个很具体的问题。他们要做出的选择不是改变，而是赶快逃离，逃离那个具体的场景，然后想象着哪一天可以彻底逃离那种身份。
“悬浮”一个本质的特征，就是对当下的一种悬置。人不直接面对当下，总是想要迈向未来，而当下，不过是他迈向未来的一个台阶。所以越快跨越过当下，越好。
如果你想停下来反思当下，却又觉得这似乎是在浪费时间，成为让自己苦恼的事情，所以一个明智的选择是，“只顾埋头拉车，而不抬头看路”。它解释了一个中国社会总体比较有意思，却也令人疑惑、令人担忧的现象：我们的经济增长非常快，每个人好像都充满了能量，大家工作非常辛苦，但是社会的变化看起来并不是那么快。
这听起来有点奇怪，但是认真想一下，我们社会的生活方式似乎变化很快，社会组织似乎变化很快，这些是由什么推进的？基本上是因为技术变迁。这个变化过程其实很难预测，是一个比较随机的过程。
我们社会生活的变化，其实越来越被这个外在的、物质技术的变化推动，而社会本身不再成为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的推动力。
这个“悬浮”状态，解释了为什么一方面每个人会有那么强大的经济能动力，但另一方面，在集体上，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公共组织方式，很少有反思。很多人抱怨不合理，却觉得停下来做过多的反思是浪费时间，还不如赶快在既定的条件下积累更多的资源，然后往前冲。
一个具体化的“悬浮”状态是，要逃离，但是不知道去哪里。去了之后，还是悬在空中，在社会意义上落在迁入地，但没有在生命意义上嵌入流出地。
“悬浮”的状态具有全球性，特别是城市中产群体。中国的低收入人群，也面临着高度悬浮的心态，原因可能要回到改革开放的特殊历程中寻找。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开始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意味着每个人所占有的资源，基本上是比较平等的，同时也意味着每个人在思想意识上有很强烈的平等主义诉求。然后，开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
1992年之后，私有化的进程更加深入了。这意味着把10亿拥有相似资源的人，同时推到了一个巨大的市场竞争中。这么多人要同时捞到第一桶金，同时完成原始积累，因此大家都害怕会落在后头。
在这种情况下，停下来确实有点儿傻，大家都要一起往前冲。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般地快。
所以，“悬浮”的状态也让我们反思平等和不平等之间的辩证关系。起初的“平等主义”，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但当它突然转化为市场经济，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没有相应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作为依托时，大家都觉得必须通过市场竞争才能获得基本的资源，才能保证有一个体面的生活。原来的那种平等，也会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
从个体上讲，或许可以想一想是不是可以慢下来，多思考当下，想一想今天做的事情本身有什么意义。如果不从此刻开始的话，可能永远到达不了彼岸。从更宏观的制度设计上看，一个更加安全、有保障的社会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它使大家能够慢下来，更加从容地体会生活。
“悬浮”，或许能够帮助我们去反思今天的生活状态，从而考虑下一步应该怎么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