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初中时，这个现象毫无预兆地出现了。老师让我朗读课文，莫名其妙地，我被一股突如其来的恐惧压倒。我站起来跑出了教室。
我察觉到，老师和同学们都瞪大眼睛看着我跑出教室。后来，我试图以我要上厕所来解释自己的反常行为，但能从他们脸上的表情看出，他们并不相信。也许他们觉得我已经疯了，或者正在走向疯狂。
这种对朗读的恐惧一直伴随着我。随着时间慢慢过去，我开始鼓起勇气对老师说：“请不要点我的名，让我大声朗读，因为我非常害怕。”有些老师相信了我，不再要求我这么做，而有些老师认为我在以这种方式搞恶作剧。
这种经历让我明白了一些有关人的重要的东西。我还明白了许多其他东西。是的，它们是让我今天站在这里向在座的观众大声宣读讲稿，而且几乎不再感到恐惧的东西。
那时我明白的是什么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仿佛恐惧夺走了我的语言，而我必须把它们夺回来。如果我想完成这一点，那么我就不能依靠他人，只能依靠自己。
我开始写我自己的文字，写短诗、短篇小说。我发现，做这些事给了我一种安全感，给了我与恐惧相反的体验。我在自己内心找到了一个只属于我的地方，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写出只属于我的东西。
大约50年后的今天，我仍然长时间坐下来写作——我仍然在这个我内心隐秘的地方写作。老实说，我对这个地方也不大了解——除了知道这个地方的确存在。
挪威诗人奥拉夫·H.豪格写过一首诗，在诗中，他把写作行为比喻成小孩子在森林里用树枝搭建小屋，然后爬进小屋，点燃蜡烛，坐在黑暗的秋夜里并感到安全。
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意象，同样描绘了我对写作的体验。
我还明白了别的东西。我了解到，至少对我来说，口语和书面语或者说口语和文学语言之间存在很大差异。
口语常常是一种独白式的交流，它传递的信息是某个事物应该这样或应该那样，有时它是一种修辞意义上的交流，表示劝说或表达某种信念。但文学语言从来不是这样的——它并不传递什么信息，就是意义本身，而不是交流。它有它自己的存在方式。
在这个意义上，好的写作显然是与所有说教相对立的，无论那是宗教性的、政治性的，还是其他什么性质的说教。
对朗读的恐惧令我进入那种孤独，多多少少会伴随一个写作者生命的那种孤独——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待在那里。
我写的每一部作品，大体上说，都包含着一个想象性的世界。每一个剧本、每一部小说都有它们自己的崭新世界。
可以确定的一点是，我从来不会为了表达自己而写作，恰恰相反，我是为了离开自己而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