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丰富的人，他不在乎有多少人误解了他，也不在乎有多少世俗的偏见，因为他的内心就是一个完美的世界，一个人内心的丰富，足以弥补一些物质的匮乏。内心强大的人，就是真正有思想的人，而真正有思想的人，也必然是内心强大的人。
在这样的时代，就一个具有生命的“物自体”（康德）而言，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独善其身”，其寓意在于，保全自己，免遭社会病态的毒害。使得灵魂自由与干净，人格独立与自强。
而富有独立思考的人，就是这样一种辨别是非和真伪的个体，由每一个社会良心所组成的群体就是“具有思想的共同体”。
怎样富有独立思考和人格的尊严感，那就是培养一种思维方式。恰好是这种不同寻常的思维方式，导致这样一群人被社会贴上“不能理解”，并加以称呼为“神经病”。他们并没有反抗社会的眼光，而是继续选择沉默。偏执的沉默往往导致这样的结果：他们被边缘化。
因为，其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是不同寻常的，在社会学中是被主流价值（即主文化）所排斥的。这影响到社会对于某一问题的看法和定性，更影响到不是神经病人的这样一个大群体的思想地位。
可是，偏执的有思想的人，往往是这个社会的清醒着，是社会问题的第一反思者。在历史的长河中，类如“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之人卢梭；再如那个“躲”在柯尼斯堡的康德；还如《货币哲学》的齐美尔，都遭受着社会的偏见和不公正的待遇。也正是这样一群不合群的人，才创造了另外一种模式引导社会朝着更为完善的目标和正确的方向行走与发展。
拿卢梭来说，在《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中，卢梭这样在书中写道：我每日里都习惯性的到街上散步，但是每个人都漠视着我，那种眼光无比的冷漠，但不怪异。他们都不理我，我只是孤独地走着。突然，在我不注意的时候，一只黑色的狗朝我冲过来，把我撞飞了5米远，所幸的是我没有受到多大的伤害。
从这种描述中我们大可看到这样一种事实：不是这群人不愿意去参与，而是社会本身就排斥。
而在中国的土地上，亦有这样一个群体，带着社会对其的误读，默默地承受着社会的压力，且自己忍气吞声，不顾反对，继续朝着那个理想而奋斗。
梁启超对唤醒国民作了一辈子的努力，康有为甚是创办“草木学堂”来提高国民的素质；林语堂用英文写作《中国人》，然后翻译为中文去影响国人；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被誉为一个奇怪的老头，排斥西方价值却又不可思议地打着另外一种算盘；朱学勤躲进书斋，硬是弄了本《书斋里的革命》；陈丹青放弃一个清华大学的教授不做，敢当自由画家和作家等等。
我们无不发现，或许真是这样一种独立的人格与尊严，才导致其如此的“独树一帜”，以洞察力与判断力并具的形式，对社会提出一种绝唱，只不过有些屈原式的“弱者表达之情怀”罢了，可是他们这般注定是被社会所离弃的。
只是，他们解救了很多人的思想与认识，这一点作用极为的重要，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形而上的，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到社会上层存在的。在帕累托那里就是这样，精英领导“多数人的暴政”，才是真实。
法国诺贝尔奖获得者伏尔泰的名言“我最后的祝福要留给知道我并不完美，却依然爱的人”，算是献给了自己，抑或是同类。
这样一群“神经病”正在心甘情愿地承担着社会良心的功能，并付出了所有的年华与生命，在生命的年轮上或许只有“荣誉”二字能够对他们的清贫予以安慰，对他们的价值予以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