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除了物质上的支持，你还需要政治上的支持。也就是说，你需要有人在你生病的时候维护你的利益。你的盟友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支持你：在团队进行决策时，代表你发声；看着你的配偶，避免她乱来；保护你，不让敌人有机可乘。
这些说明了为什么你会需要炫耀性支持。假设你的对手早已暗中觊觎你的配偶，但一旦他知道你有盟友支持，就不敢对你的配偶轻举妄动了。同样，如果你常常树敌，那么敌人一般也不会轻举妄动，因为他们知道有人护着你。
设想一下，要是没有人站在你这边，事情会怎样呢？你的敌人会知道你的盟友不多，你在群体里也算不上有多重要，那么即使你痊愈了，他们对你的态度也可能发生变化。在他们看来，无论是在社交上还是在政治上，你都是一个弱者。你在生病前很受大家欢迎，但也许这些人只是畏惧你的身份，怕遭到报复；而你一病，大家就知道你在阵营里的真正地位了。
人一旦生病，就会面临被抛弃的风险，既有物质上的，也有政治上的。难怪病榻上的人总是渴望得到他人的支持，难怪其他人也乐于在他人生病时给予相应的支持。显然，这是一种礼尚往来——在你有难时我帮助了你，那么下次我有难时你也得帮助我。这也不啻向第三方标榜：看到我是如何在朋友潦倒时帮助他们的了吗？如果你是我的朋友，那么我也会这样帮助你。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通过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彰显了自己作为盟友的价值。
英国国王查理二世的经历很好地说明了炫耀性关怀的逻辑。他于1685年2月2日突然身患怪病。他的医生们对外公布了治疗记录，想向公众说明，他们已经竭尽全力挽救国王了。但他们都做了哪些努力呢？贝洛夫斯基在其着作中是这样描述的：
他们先从国王陛下体内抽取了1.5品脱（约850毫克）的血，然后逼迫他吞下了锑（一种有毒金属）。国王不断地呕吐，还被灌了几次肠。接着，他们剃掉了他的头发，并在他的头皮上涂满了发疱剂，说是为了驱赶瘴气。
他们在他的脚底涂了一层又一层满是鸽子屎的化学刺激物，说是为了吸收瘴气。接着，他们又抽取了他10液盎司（约280毫克）的血。
为了让国王振奋起来，他们给了他一颗冰糖，然后用一根烧得通红的铁棍来刺激他。他们还让他喝了40滴人颅骨里的渗出物，据说颅骨的主人暴毙且尚未下葬。最后，他们逼迫国王吞下一些东印度山羊肠子里的碎石。
就这样，查理二世于当年2月6日一命呜呼。我们可以好好想一想他的医生们所做的那些“引人注目的努力”。如果他们只是给国王开一些汤药并要求他多卧床休息，那么每一个人都可能质疑他们是否真的“尽力”了。所以他们采取了一些复杂且神秘的治疗方式。由于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因此也根本没有人指责他们治疗不当，而这些“可歌可泣”的治疗方式也得到了查理二世家人以及顾问们的充分认可。
对查理二世本人来说，能接受这样一些治疗方式恰好可以证明他拥有整个王国最好的医疗团队。通过接受这些令人痛苦无比的治疗方式，他也对外界彰显了自己与病魔抗争到底的决心，同时提振了子民对他的信心，至少在他不幸一命呜呼之前是这样的。
这种医疗领域里的“第三方监控”效应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现象，时至今日，这种现象仍然存在。2011年，史蒂夫·乔布斯因患胰腺癌与世长辞。正当全世界都在为失去这样一位科技巨头而扼腕叹息时，有些人却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这些人看来，乔布斯当时不应当拒绝美国医学协会所提供的最佳治疗方案。斯隆·凯特琳癌症纪念中心的部门主任巴瑞·卡西莱斯说：“可能是乔布斯自己一意孤行选择的另类疗法夺走了他的生命，所以从本质上讲，他是自杀的。”现在，我们假设乔布斯的儿子也患上了胰腺癌，如果他的家人此时仍然选择另类疗法，那么公众可能会更为愤慨。卡西莱斯“从本质上讲，他是自杀的”这番言论将会变成“从本质上讲，他是杀人凶手”。其他人拒绝为他们的孩子提供主流医疗手段，人们也会发出同样的谴责。
我们发现，一旦我们不能维护人们所认为的最高标准的医疗手段，那么我们很快就会沦为众矢之的，甚至还会受到公开批判。因此，我们看似“私人”的医疗选择实际上是一种公众行为，甚至是一种政治行为。
就像国王查理二世一样，我们也想给自己使用世上最好的药，而且，如果其他人也知道我们用的是世上最好的药，那就更好了。就像我们带上吃的去看望生病的朋友一样，在某种情况下也是希望借此博得最大的声名。因此，消费和提供药物也存在两种可能：保持健康与炫耀性关爱。这些最终造成过度医疗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