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中学或师范的语文老师讲鲁迅《故乡》，犹如政治老师上思想教育课，大道理满天飞，满堂灌，任由我们昏昏欲睡。他们从来没有讲过，《故乡》的出现标志着鲁迅的文学创作进入了成熟期。也标志着“中国开始了本质意义上的现代化”.这是日本学者藤井省三说的。
在《鲁迅<故乡>阅读史》一书的《引言》中，藤井教授还说，1921年《故乡》发表不久即编入中学国语教科书，1923年收入《呐喊》一书问世，更引起广泛讨论。1949年后，《故乡》又用阶级斗争观点解释，承担起了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故乡》一百年，读者人数少说也有十几亿了。不同时期的读者，对《故乡》读法大为不同。藤井认为，以此角度观之，《故乡》的文本其实不断被改写，一直在更新。
1927年《故乡》就已译成日文，“获得读者的数量之大异乎寻常”.1957年《故乡》开始进入日本中学国语教科书，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日本所有的国语教科书都收入了《故乡》，“就是说，”藤井写道，“《故乡》虽然是外国文学作品，日本人却将其当作‘国民文学对待。”
从“阅读史”角度研究鲁迅作品，是近三十年前藤井先生在鲁迅研究上的方法创新。这一方法不仅要关注小说文本的诞生，还要研究小说问世后的传播、评论与接受。更为重要的是，《鲁迅<故乡>阅读史》分别考察了民国时期、新中国初期和改革开放时期中国语文教材中《故乡》的教学、讲解与争议等情况，并以“事实的文学”与“情感的文学”为分析框架，梳理出了《故乡》在政治潮流中的沉浮轨迹，深具原创性与启发性。
最有趣的纷争焦点是：到底谁把碗碟埋进了草木灰里？闰土，还是“豆腐西施”?
《故乡》相关段落如下：
我和母亲也都有些惘然，于是又提起闰土来。母亲说，那豆腐西施的杨二嫂，自从我家收拾行李以来，本是每日必到的，前天伊在灰堆里，掏出十多个碗碟来，议论之后，便定说是闰土埋着的，他可以在运灰的时候，一齐搬回家里去；杨二嫂发见了这件事，自己很以为功，便拿了那狗气杀（这是我们这里养鸡的器具，木盘上面有着栅栏，内盛食料，鸡可以伸进颈子去啄，狗却不能，只能看着气死），飞也似的跑了，亏伊装着这么高底的小脚，竟跑得这样快。
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那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像，我本来十分清楚，现在却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
我忘了学《故乡》课文时老师是怎么讲的了。藤井先生的这本书能够告诉我们：“谁是小偷”的问题颇为复杂，先是1924年10月，诗人朱湘在评论中提出了“闰土=小偷”的看法，之后左翼文学成为主流，朱湘的说法成为禁忌。1949年之前，没有人再追究“谁是小偷”的问题。
1954年，徐中玉教授在评论文章中反对把闰土当作中国农民坚韧性格的代表，又说闰土在灰堆中藏了十多个碗碟，是自私、麻木的农民代表。于是，争论浮出水面，1955年，有人反驳“闰土=小偷”,说硬把这件罪名加在闰土头上，破坏了《故乡》的艺术完整性和思想深刻性。到了1959年，李霁野又写文章说，鲁迅文中并未指明谁是小偷，一定要追问“到底闰土埋了没有”就是钻牛角尖了。
同年北京出版的语文教学参考书也持类似看法：
关于碗碟埋在灰堆里究竟是否闰土干的，学生常常发生疑问。根据原文，作者也不曾肯定地暗示是谁埋的。但有三种理由可以证明不是闰土埋的：（1）前文说：“凡是不必搬走的东西，尽可以送给他，可以听他自己去拣择。”闰土既然拣了那么多东西，再挑几个碗碟也是会被允许的，何必要藏起来；（2）再就作者所创造的闰土的形象来说，他前后的变化虽然很大，但就其品质来说，是完全统一的；（3）再就母亲谈话的口气来说，母亲也是不以为然的。但也不要使学生单只痛恨杨二嫂，应把学生的爱憎从个别人物身上转到整个社会制度上去，因为这种事情在旧社会是常常发生的普遍现象。
可是，钻牛角尖的人从不匮乏。1960年的时候，“杨二嫂=小偷”的声音出现了。1987年的时候，杨二嫂又给恢复了名誉，成了“劳动人民”,而“闰土=小偷”的观点又复活了……
此刻我想，千千万万中学生在《语文》课本上学习的《故乡》、听到的讲解，还是鲁迅的作品吗？《故乡》原本是乌蓬船底的一碗水，一进入教材，就成了封装在玻璃瓶或易拉罐中的饮料，味道变了，瓶子上的标签又变来变去，纵使唤醒鲁迅于九泉之下，请他到课堂上讲解自己的《故乡》，他一定也张口结舌，难免四顾心茫然，感叹道：我竟与自己的小说隔绝到这地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