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雠书”,犹如今日的校对工作。
纸张和印刷术发明以前，古人书籍全凭抄写流传，又都是抄写在简帛上。且不说抄写时不免有漏字、错字或添字（衍字），即便一字不差，写于竹木之简，屡经翻读，时间一长，则简有断折，册有断编，造成断简、缺简、错简，文句不连，前后失序。因此，整理古籍，校勘文字就成为极其重要的工作，历朝历代还设置相应的机构负责这项工作。
古代，朝廷收集的图书都藏在内廷，如西汉藏于东观。由国家保藏的图书秘籍，称为秘书。汉代的秘书监，就是掌管图书秘籍的机构，内设秘书郎，负责带领一班人专门从事整理校勘书籍。如西汉时着名学者刘向，在成帝时受诏领校中五经秘书。河平年间（前28—前25），还同他的儿子刘歆一起领校秘书。直至明洪武十三年（1380），秘书监被废除而并入翰林院。
朝廷校书设置专用场所，一方面便于管理，另一方面也防止图书流失。西汉时，刘向、刘歆、扬雄等都曾在未央宫大殿北的天禄阁校过书。其间还发生过一件事：刘歆之子刘棻从学于扬雄。后来刘棻“坐事诛，辞连及雄。时雄方校书天禄阁，惧而投阁下，几死”.北周时，庾信在麟趾殿校过书；唐时，白居易曾在集贤院校过书。
校勘文字，古称“雠书”.这是一桩十分繁重且又必须认真的工作。刘向在所着《别录》中说到古时校书的情况：
雠校，书二本，一人观，一人读，视作怨家，故曰“雠书”.
“雠”有“敌”意。所以二人对校，不容有错，应视如怨家，互不相容。
20世纪50年代，湖南长沙近郊金盆岭西晋墓内出土了一件青瓷持牍对书俑。两个文吏，戴进贤冠，相对而坐。一个读，则一手持牍，作读状，另一手又拿着多枚木牍；另一人观，则一手持牍，另一手握笔，随时改正牍上的乖误。两人之间有一书案，案上还放着待校的木牍。这是1000多年前校书的实况，形象十分逼真。
校勘书籍，责任重大，长年累月，也非常辛苦。白居易干过这项工作，深有体会。他的《集贤院玉蕊》诗，正是对校勘繁忙的写照，借集贤院内玉蕊的花开花落，诗人却两不知，而流露出职重务艰的心情：芳意将阑风又吹，白云辞叶雪辞枝。集贤雠校无闲日，落尽瑶华尚不知。
秦少游也干过黄门校勘。有一次他下班出宫，已是暮色渐浓，便颇有感触地写了《晚出左掖》七言绝句，可以说是继白居易咏雠书的续篇。一字一句的雠校，疲惫非常，幸得天晚出了宫门，顿时一身轻松。这与白居易的“无闲日”,实是同唱一曲：金爵觚棱转夕晖，翩翩宫叶堕秋衣。出门尘障如黄雾，始觉身从天上归。
校书工作虽然艰苦，但是，这是造福读者的大好事，消除了以讹传讹，还原着其本来面目。因此，人们对一些校勘精良、无甚谬误的书籍，视为珍本，屡屡求之。北宋着名学者宋敏求，家有藏书达三万卷。他所藏的书，经过校勘三五遍，还是不放心，常说：“校书如扫尘，随扫随有。”宋敏求家在河北赵州，住在城内春明坊。当时喜欢读书的士大夫们都专程来到春明坊，借读宋敏求家的藏书。不少人还特地租下靠近宋敏求家附近的房子，以方便读书。由于到来的人日渐增加，附近住宅开始人满为患，房东们趁机提高租金，要比他处常高一倍。人们对善本书籍的重视，也反映了钻研学术的求真求实的精神，这也是做学问的根本。
古之雠书与今之校对，同样都是不容易做得好的工作。可是有的人却认为，校对不难，一字对校一字，机械得很，似乎能认识字就行。这实在是歪曲了校对这门业务，看低了这项工作。汉代刘向是历史上着名的学者和校勘家，而对他雠书之高超，古人还借用一段所谓神授其艺的传说为他捧场，说明雠书能深得精粹，也要神来相助。《三辅黄图》引《汉宫殿疏》云：刘向于成帝之末，校书天禄阁，专精覃思。夜有老人着黄衣，植青藜杖，叩阁而进。见向暗中独坐诵书，老父乃吹杖端烟然（燃），因以见向，授五行洪范之文。刘恐词说繁广忘之，乃裂裳及绅以记其言，至曙而去。请问姓名，云：“我是太乙之精。”……乃出怀中竹牒，有天文地图之书，曰：“余略授子焉。”
这段传说故事自不足为信。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完成雠书重任，犹得神功，其实神功者，责任心也。一字一句校正错误，没有一定的文化素质，没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没有认真负责的敬业精神，难能挑起重担。古人把“雠书”也称作“校雠”,校出一个错字，如同俘虏一个敌人。此喻实在，并非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