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深秋一个天高气爽的午后，四点刚过。女佣桑德拉从厨房临湖的窗子边走开，嘴巴抿得紧紧的，自中午以来，她已经这样来回地走了不下二十次。这一次，她一边走着，一边心不在焉地把围裙的带子解开又系上。斯内尔太太已经做完清洁和熨烫，正照例在走去公共汽车站之前喝一杯茶。
“我不会再犯愁了，”桑德拉宣布道，她这样说已经是第五次还是第六次了——半是对斯内尔太太说，半是自言自语。“我决定了，我不会再犯愁了。有什么用呢？”
“这就对了，”斯内尔太太说，“别再犯愁了，犯愁又有什么用呢？要么他会跟他妈讲，要么他不会。就这么回事。犯愁有什么用呢？”
“我不是为这个犯愁。”桑德拉回应道，“可话又说回来，那孩子就这么满屋子悄无声息地乱跑，真是能把人活活逼疯了。我啥也没听见，明白不？我是说没人能听见他的动静！”
“嗯。我是不会犯愁的。”
“我是说在他跟前，你随便说个什么字都得掂量好了，真是要把人逼疯了。”桑德拉一面习惯性地掸了掸膝盖，仿佛上面落了面包屑，一面哼着鼻子说，“我真不明白他们整个十月份待在这儿是为了什么。女的不下水，男的不下水，小的也不下水。他们甚至连那条倒霉的船都不拉出去了。我不明白他们花那么多钱在这上头是为什么。”
“如果你遇到这种事，你会怎么做？”桑德拉突然问道，“我是说你会怎么办？你说实话。”
这恰恰是斯内尔太太会一把接上的问题，就跟套上一件白鼬皮大衣一样顺溜。她立即放下茶杯。“这个嘛，首先，”她说道，“我是不会犯愁的。要是我的话，我会另找一份——”
“我没有犯愁。”桑德拉打断她。
“我知道，不过要是我的话，我就会给自己——”
餐厅的旋转门被推开了，房子的女主人波波·坦纳鲍姆走进厨房。她二十五岁，穿一条长至脚面的牛仔裤、一件黑色高领套头毛衣，脚上穿着袜子和一双平跟船形鞋。波波这个名字有些滑稽，她虽然相貌平平，可是——有一些面孔让人难忘，透着超乎寻常的感染力——看起来独一无二。她径直走到冰箱边上，打开冰箱门。她双腿叉开，两手撑在膝盖上朝冰箱里张望。她透过牙缝不成调地吹着口哨，臀部则有些放肆地左右摆动。桑德拉和斯内尔太太都不作声了。
“桑德拉……”
“什么事，太太？”桑德拉警觉地看过去。
“泡菜都吃完了吗？我想带一块给他。”
“都给他吃了，”桑德拉精明地回答道，“他昨晚上床前吃掉的。那时就剩两块了。”
“哦。好吧，我去车站的时候再买点儿。我是想也许能把他从那条船里哄出来。”波波关上冰箱门，走到临湖的窗前向外望去。“还需要买什么东西吗？”她在窗子边问道。
“还需要买面包。”
“我把你的工钱放在门厅的桌上了，斯内尔太太。谢谢你。”
“好的，”斯内尔太太说，“我听说莱昂内尔这算是出走了。”她讨好地笑了一声。
“看起来还真是这样。”波波说，双手滑进后裤兜里。
波波在窗边稍稍侧过身，这样她就不是完全背对着桌边的两个女人了。“是的。”她说，“他从两岁起就经常往外跑，但从来不会做得太离谱。他跑得最远的一次，跑到了中央公园里，离家也就几个街区。他走得最近的一次，是走到我们家楼房的前门。他在那儿不停地转悠，是要跟他爸爸说声再见。”
桌子边的两个女人都笑了。
“中央公园是纽约人溜冰的地方，”桑德拉周全地告诉斯内尔太太，“小孩大人都会去那儿溜冰。”
“哦！”斯内尔太太说。
“他只有三岁，就是去年。”波波说道，“当时别提有多热闹了，附近的警力都出动去找他。”
“他们找到他啦？”斯内尔太太问道。
“当然找到了！”桑德拉不屑地说，“你以为呢？”
“那天晚上十一点一刻我们才找到他，是在——我的天，二月中旬吧。公园里一个孩子都没有，只有抢劫犯吧，我猜，还有各色各样的流浪汉。他就坐在乐队演出台的地板上，沿着一道裂缝来回滚一颗弹珠。人冻得半死，看起来——”
“真是要命！”斯内尔太太说，“他干吗要那样呢？我是说他干吗要跑啊？”
“那天下午公园里有个孩子跑到他跟前，对他说：‘你这个家伙真臭。’至少我们觉得他是因为这个才跑的。”
“他经常这样干吗？”斯内尔太太问道。
“嗯，两岁半的时候，”波波像在报履历，“他躲在我们公寓地下室的水池底下。在洗衣房里，一个叫内奥米还是什么的——他的一个好朋友——跟他说，她的热水瓶里有一条虫子。反正我们能从他那里问出来的就是这些。”波波叹了口气，朝大门走去。“我要再试一次。”她说，算是跟两个女人道别。
她站在房前的小坡上，背上披着晃眼的余晖。在她前面大约两百米处，她的儿子莱昂内尔正坐在他父亲那条小船的船尾座上。她以大兵的架势朝码头走去。此时是十月，她的脸已经不会被码头木板反射的热气击中。她一边走，一边透过牙缝吹着《肯塔基宝贝》的调子。走到码头尽头，她在右边蹲了下来，膝关节咔咔作响。她低头看着莱昂内尔。他离她不到一支木桨的距离。他没有抬头。
“嘿，”波波说，“水手，臭狗狗，我回来啦。”
莱昂内尔没有抬头，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船的甲板。
“是我，”波波说，“舰队副司令坦纳鲍姆，娘家本姓格拉斯，我来探望后舵手啦。”
这次莱昂内尔有反应了。
“你不是舰队副司令，你是一位太太。”莱昂内尔说。他说出的句子里通常至少有一处不恰当的呼吸停顿，因此他想强调的词的音调往往不是上升，而是下降的。波波不仅在听他说话，也在观察他。
“谁告诉你的？”
莱昂内尔答了一声，但是声音轻得让人听不见。
“谁？”波波说。
“爸爸。”
波波仍然保持蹲着的姿势。“你爸爸是个好人，”她说，“但他可能是我认识的最大的旱鸭子了。进港以后我是一位太太，这一点儿也没错——是这样的，但是我真正的天职永远是——”
“你不是舰队副司令，你一直是一位太太。”莱昂内尔说。
“很多人以为我不是舰队副司令，”波波注视着他说，“那不过是因为我没有到处去说。我几乎从来没想过跟别人讨论我的军衔，尤其是那些跟我说话时连看都不看我的小男孩。我干得那么好，要是到处去说会被开除的。”她霍地站起来，立得笔直，几乎直过了头。她把右手的拇指和食指弯成一个椭圆形，放到嘴边，然后发出了一声像军号的声音——样子像在吹玩具笛。莱昂内尔立即抬起了头。他可能也清楚这个号声是假的，但无论如何他被吸引了，他的嘴巴都张开了。波波将这号声吹了三遍，接着，她郑重地向着对岸行了个军礼。当她重新在码头的边角蹲下来时，她看上去怀有极大的遗憾，就仿佛她被海军传统中的某种威仪深深地感动了，而这种威仪是老百姓和小男孩无从知晓的。她朝着远方不起眼的水平面凝视了片刻，然后向下——很是庄重地——望向莱昂内尔，他的嘴巴仍然张着。“这是一种秘密的军号，只有舰队副司令才可以听。要是被谁知道我让你听了这个号声——”她摇了摇头。
“再来一次。”
“不可能。”
“为什么？”